2020年，一面東漢銅鏡的亮相，引起國內(nèi)文物界和收藏界關(guān)注。這面銅鏡刻有“中國”與“匈奴”的銘文，并記錄有昭君出塞的故事，是目前已知最早記載王昭君的文物。然而這件國家一級文物，卻是犯罪分子從田里盜掘而來。到底是誰在盜掘珍貴文物？又是誰在背后倒買倒賣？中新社記者近日采訪辦案民警，追溯銅鏡流落民間的來龍去脈。

　　東漢銅鏡為何流落民間？

　　這面“昭君出塞”銅鏡直徑21.5厘米、緣厚1.2厘米、重1434克，其鏡背中心為扁球形鈕，鈕座為十三枚乳釘環(huán)繞，間以銘文十二字，為制作者名稱及吉語。

　　銅鏡內(nèi)區(qū)中部有四枚乳釘，將圖像分割為四組扇形區(qū)域，每一區(qū)域均布置人物車馬畫像。外區(qū)有長銘，形式為七言詩，共七十字，銘文為“孟春正月更元年，胡王陛見賜貴人。后宮列女王昭君，隱匿不見坐家貧。待詔未見有(又)失神，長迫受詔應(yīng)眾先。倍(背)去中國事胡人，漢召單于匈奴臣。名王歸義四夷民，兵革不用中國安”，詳細記錄了昭君出塞的故事。

　　它的出現(xiàn)，以實物形式證明昭君和親的故事在東漢已廣為流傳，也成為探討王昭君故事發(fā)展演變的重要線索。

　　洛陽博物館藏品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員石艷艷向記者介紹，這面銅鏡是目前已知最早記載昭君出塞故事的文物，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和藝術(shù)價值。

　　更難能可貴的是，銅鏡上的銘文兩次出現(xiàn)了“中國”字樣。銘文上記載，王昭君“倍(背)去中國事胡人，漢召單于匈奴臣”，將“中國”(漢朝)與“匈奴”相對，這是已知存世最早的一件明確將中原王朝與域外政權(quán)相對，自稱“中國”的實物證據(jù)。石艷艷表示，這說明在漢朝，相對匈奴等域外政權(quán)，“中國”已是中原政權(quán)對自我的深刻認知與認同，有助于增強民族凝聚力。

　　然而，就是這樣一件無價之寶，卻是一件疑似被盜文物。

　　銅鏡亮相后不久，公安機關(guān)通過偵查發(fā)現(xiàn)，這面銅鏡疑似洛陽文物販子李某貝以高價倒賣給廣東商人駱某。既是珍貴文物，又牽涉文物非法買賣，洛陽市公安局立即成立工作專班，迅速開展偵查。2021年7月，該案被列為公安部督辦案件。

　　銅鏡被層層倒賣4手

　　這枚銅鏡從哪來？又是如何落到文物販子李某貝手中？

　　為了撥開重重迷霧，洛陽市公安局刑偵支隊文物犯罪大隊民警李曉丹等人決定從李某貝和駱某兩個關(guān)鍵人物著手。

　　經(jīng)過調(diào)查，洛陽警方得知，文物販子李某貝長期以倒買倒賣文物為生。盡管文化水平不高，只是初中畢業(yè)，但李某貝非常善于包裝自己。他經(jīng)常舉辦一些文物知識的講座，還在社交平臺上曬寶、鑒寶。一番精心操作讓他成為洛陽文物圈內(nèi)數(shù)得上名號的“行內(nèi)大咖”。

　　“圈內(nèi)人都叫李某貝‘大咖’，但他基本不跟洛陽人做生意，都是跟外地人做生意?！倍嗄甑霓k案直覺，讓李曉丹意識到李某貝這人不簡單，其背后肯定牽扯不少珍貴文物。

　　經(jīng)過11個月的艱苦工作，洛陽警方逐漸查清了犯罪網(wǎng)絡(luò)框架，在湖南長沙開古玩店的張某安進入洛陽警方的視野。此人也是職業(yè)文物販子，與李某貝交往密切。李某貝手中的“昭君出塞”銅鏡極有可能是從張某安手中購買。

　　2021年9月，洛陽市公安局組織第一次集中抓捕行動，李某貝、張某安等人被抓捕歸案。李某貝交代了他從張某安處購買“昭君出塞”銅鏡并倒手轉(zhuǎn)賣的犯罪事實，印證了警方在前期研判中的推斷。

　　根據(jù)李某貝交代的犯罪事實，洛陽警方不斷倒追、深挖銅鏡倒買倒賣的來龍去脈，最終查清楚了這面銅鏡的來歷：

　　原來早在2014年，犯罪嫌疑人林某永等四人便在桂林市平樂縣平樂鎮(zhèn)糖榨村一農(nóng)田內(nèi)盜掘出土了這面“昭君出塞”銅鏡。同年下半年，經(jīng)中間人介紹，林某永以8萬元(人民幣，下同)的價格，將這面銅鏡賣給了廣西荔浦市的郭某強。隨后，湖南長沙文物販子張某安和張某尉共同出資20萬元從郭某強處收購了這面銅鏡，之后又以240萬元的高價賣給了李某貝。李某貝再加價20萬，以260萬元的價格將銅鏡賣給了駱某。至此，“昭君出塞”銅鏡案全鏈條告破。

　　順著倒買倒賣的鏈條，洛陽警方循線抽絲剝繭，擴大戰(zhàn)果。截至目前，警方從犯罪分子手中搜出的文物多達5000多件，其中包括“昭君出塞”銅鏡等一級文物8件，二級文物67件，三級文物592件。所幸，這些涉案的文物均已悉數(shù)追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