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舉行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盛況空前。來自亞洲47個國家和五大洲的各方嘉賓共聚一堂，就亞洲文明的諸多議題展開了富有成效的對話。筆者參加了“亞洲文明互鑒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分論壇，并就“口頭傳統(tǒng)在文明互鑒中的作用”作了發(fā)言。

　　那么，為什么要提高對口頭傳統(tǒng)重要性的認識呢？這是因為口頭傳統(tǒng)是人類“古老常新”的信息技術，是人類“表達文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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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大都認可這樣的說法：人類的信息技術發(fā)端于口頭傳統(tǒng)，后來發(fā)展出書寫技術、印刷技術和互聯網技術。每一輪新技術的出現，都會帶來信息交流性質和特點的巨大變化。不過，與其他技術的新舊更替往往是以新代舊不同，信息技術的發(fā)展往往是層累的，即便新技術已經獲得廣泛采用，舊技術仍然存在，并在新環(huán)境中獲得新的發(fā)展。比如，人類說話的歷史就是如此：書寫從來沒有取代語言，印刷從來沒有取代語言和書寫，互聯網也同樣沒有取代語言、書寫和印刷。在互聯網時代，口頭語言不僅沒有被抑制，還獲得了新的發(fā)展。有學者認為，人類發(fā)明文字書寫之前的時代是“原生的口語文化”時代，而到了互聯網的時代，我們進入了“次生的口語文化”時代。信息交流還是遵循著口頭傳統(tǒng)的基本交流規(guī)則，只不過不再是面對面交流，而是在網絡平臺上交流而已。

　　與人類漫長的口頭傳統(tǒng)發(fā)展史比較，書寫技術、印刷技術及互聯網技術的歷史就要相對短得多，而且有急劇加速的趨勢：說話的歷史有十幾萬年，書寫的歷史有幾千年，古騰堡的活字印刷只有幾百年(中國的活字印刷術要稍早一點)，互聯網的運用只有短短幾十年。

　　語言的數量極為龐大，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語言發(fā)展出了文字。語言的符號系統(tǒng)是訴諸聽覺的，文字的符號系統(tǒng)是訴諸視覺的，視覺符號只是覆蓋了聽覺符號系統(tǒng)的一小部分。印刷技術是基于視覺符號的，故而它所記載和傳遞的信息只占文字信息的一小部分。

　　用數字來說，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tǒng)計，今天地球上通行的現代語言約有7000種，文字的數量則少得多。中國的情況也與此相似，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發(fā)布于2009年的調研統(tǒng)計結果表明，目前中國56個民族正在使用的語言，包括瀕危語言和新發(fā)現的語言，共有134種。國家民委網站公布的統(tǒng)計數字表明，中國55個少數民族中，53個民族有自己的語言，使用人口有6000多萬人；22個民族使用著28種文字，使用人口約3000多萬人。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語言是人類最重要和最廣泛使用的交際工具，過去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不過，人類記錄聲音的技術只有一百多年歷史。以往由于技術的限制，人們無法有效地將聲音記錄下來。于是，歷史上產生的海量有價值的信息今天已無從知曉。留存至今的口頭信息，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借助文字記錄得以留存的，如《詩經》，尤其是其中的“十五國風”，又如《圣經》，特別是“舊約全書”;另一種則是保存在口頭傳統(tǒng)中，口耳相傳綿延至今的，如我國少數民族的“三大史詩”，又如印度的大史詩《摩訶婆羅多》，傳唱千年乃至數千年，成為文明賡續(xù)的豐碑。我們今天談論歷史上的口頭傳統(tǒng)，主要是通過上述兩種渠道獲得相關材料的。隨著技術的進步，當代的口頭傳統(tǒng)研究則是直接采錄自活態(tài)的口述活動。民俗學、民間文藝學、文化人類學以及歷史學中的口述史分支，大都依靠現場采集的口述資料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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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音機發(fā)明之前，沒有辦法大量準確記錄聽覺符號，這就讓口頭傳統(tǒng)在信息存儲和跨時空傳播方面處于不利地位。文字雖然是語言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但卻具有能可靠存儲和跨時空傳播的巨大優(yōu)勢。隨著文字信息編碼的規(guī)則更趨嚴密，其信息的準確性也逐漸提高。于是，在人類的知識體系中，通過文字記錄下來的信息，具有被廣泛推崇的“真實性”和“權威性”，這就在一定程度上擠壓了口頭傳統(tǒng)的空間。

　　人類的信息技術一旦從耳治發(fā)展到目治，并且兩者并行發(fā)展后，目治符號的地位就不斷提高。加上人們掌握語言的能力是伴隨著成長自然完成的，不像文字的學習要經過長期專門的訓練，這就造成了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落差，形成仰視文字能力的社會文化心理。社會各界尤其是知識界，推波助瀾地強化了對口傳文化的忽視和對書寫文化的尊崇。

　　今天，我們都認可文字的發(fā)明和使用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創(chuàng)造之一，都認可文字在保存信息和跨越巨大時間和空間傳遞信息方面的巨大優(yōu)勢，也都認可文字在發(fā)展人類心智方面的重大作用，但仍然認為，過分夸大文字的功效會部分地遮蔽人們完整理解文化和文明的眼光。不用舉出高深的例子，在不少文化中，說一個人“有文化”往往是指識字能力，不識字的人往往被簡單地視為“沒文化”的人。這顯然是一種偏見。這些所謂“無讀寫能力”的人，參與了文化的傳承嗎?答案是肯定的，他們同樣是文化的積極傳承者。一般而言，每一個民族的每一個成員都參與了文化的傳承，“非識文斷字”群體承擔著民間文化尤其是口頭文化的傳承。

　　誠然，中國是一個有漫長書寫歷史的國度，歷史上形成的各種文獻汗牛充棟，這些文獻在文化傳承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墒怯兄绱擞凭脮鴮憘鹘y(tǒng)的國家，根據歷朝歷代的情況看，不識字的人口一直占多數，所以說，中國文化傳承到今天，是由極少數識字的人和絕大多數不識字的人共同參與傳承的。歷史上識字的人在總數上雖然很少，但借助文字的優(yōu)長，他們較好地傳承了上層文化。廣大的老百姓則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傳承了民間的文化。當然這只是大致的情況，經常能見到來自上層的人士書寫下層文化，身處下層的民眾也常常會傳播上層文化。一般而言，這兩種文化的地位并不對等，上層文化長期以來居于統(tǒng)治地位，對下層文化有很多滲透和很大影響；不過下層文化對上層文化也有很多這樣那樣的影響?；ハ嘤绊懼膬煞N文化合在一起才構成完整的社會文化，正如識字的群體和不識字的群體一同傳承了文化一樣。隨著技術的發(fā)展，文明的進步，人群之間的交往和互動愈加頻繁，各種文化中往往還同時包含外來文化的因素，文化的面貌就變得越來越復雜了。

　　在今天的中國，成年人識字率已經大幅度上升到九成以上，這是了不起的成績。70年前，中國成年人的識字率還只有兩成上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成年人識字率的情況是怎樣的呢?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98年出版的《世界文化報告》統(tǒng)計，發(fā)展中國家的成人識字率總體是70%。以亞洲為中心來觀察，阿拉伯國家是57%，南亞和中亞是54%，東亞是83%，東南亞和大洋洲是87%。這組統(tǒng)計數字告訴我們，書寫文化在不少地方都還沒有占據絕對的統(tǒng)治地位。今天是如此，歷史上尤其是如此。根據該報告，在20世紀初，愛爾蘭人口中還有大約三分之一是功能性文盲。今天，歐洲的教育普及程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但翻開他們的歷史看看就知道，在很長的時間里，書寫只是一小部分貴族和僧侶的專利，絕大多數的民眾是不識字的。

　　識文斷字群體也不是僅憑文字就能應對一切交流的需要。即便在書寫文化發(fā)達的社會，人們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利用書寫來交換信息。比如在密集、長時段、制度化傳授知識的小學、中學和大學里，老師們總是用口授的方式把書本的知識傳遞給學生。學生們并不是僅僅通過閱讀教科書就能學到知識，而是需要老師面對學生口授知識，當然也要用到黑板寫寫畫畫，近年來還要用到電腦軟件輔助教學。一些新型的教學模式已經出現，如網絡公開課。筆者傾向于認為，這是一種復合型的新教學模式，是把書本學習、面授互動和網絡傳播技術(有些具有師生互動功能)結合起來的新模式。在這種新模式中，口傳面授的方式也仍然在場。

　　在筆者所在的學術圈里，現在還出現了用社交媒體授課的新方法。大致的方法是先設定課程名稱，組建課程群，上傳需要討論的教學材料，有時還要事先選出或指定引言人，然后在約定的時段集體進群討論，教師引導話題并在課程結束時作總結。特定的話題或知識點以單線推進或多線程交叉的方式推進。話語往來、即時互動是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與傳統(tǒng)的面授式教學所不同的是師生通過網絡溝通互動。學術界所說的“次生的口語文化”，指的就是這種通過電子網絡互動的交流模式。當然，這種教學模式還在探索中，其好處是可以同時有多位教師參與教學，學員的來源也更為開放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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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前面提到，世界上還有許多種語言尚未發(fā)展出文字。在這些無文字的社會中，信息的記憶存儲和交流，有時是結繩記事，有時是用響器(如非洲的鼓語)，有時是用圖像。但這些方式都遠不能和口頭的方式相比，它們大多是輔助性的，而且掌握它們的過程也離不開口頭傳統(tǒng)。特定人群的精神信仰，關于自然和社會的知識、族群歷史的記憶、藝術的創(chuàng)造等，都在他們的口頭傳統(tǒng)之中。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其文件中曾用過一個說法：非洲部落一位老人去世，等于帶走一座圖書館。今天，歷史學家們借助對非洲口頭傳統(tǒng)的深入研究，發(fā)展出了口頭歷史的系統(tǒng)研究方法。神話、傳說、口頭譜牒等大量的口頭文類，被納入歷史學的理解框架內，以重新建構那些無文字社會的歷史。13世紀上中葉成書的《蒙古秘史》，也是用文字記錄口述史的早期典范和樣板。對成吉思汗家族祖上功業(yè)的追溯，對成吉思汗本人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褒揚，都是在口耳之間代代傳頌的，直到各氏族部落的耆老們在曠日持久的集會期間斷斷續(xù)續(xù)講述后，經由文書記錄下來，才讓我們今天有機會看到口頭歷史敘事的大概樣貌。

　　《蒙古秘史》和《江格爾》《格斯爾》并稱蒙古文學的“三大高峰”。其中《蒙古秘史》乃是“得自口頭”的，“江格爾”和“格斯爾”都是活態(tài)演述的口頭史詩，所以在行文中給這兩部史詩加上書名號其實并不妥當。蒙古人創(chuàng)用文字已有近千年的歷史，文人作家也是“代有才人出”，但文學高峰仍由口頭文學占據著，說明口頭文學不可輕視。

　　蒙古文學傳統(tǒng)中口頭文學影響大大超過書面文學的情況，在不少文學傳統(tǒng)中都可以見到，這是因為經由口頭演述而形成的文本在重要性上并不落下風。它們憑借其思想力量成為人類文明的經典，至今具有巨大影響力和生命力，比如《圣經》和《論語》。誠然，許多口頭文本能流傳至今要拜文字之功，但它們形成于口頭傳統(tǒng)，傳播于口頭社會，進而通過書寫獲得第二生命的歷程，仍令人遐想不已。

　　總之，人類社會發(fā)展到今天，總體而言，是語言信息總量大大超過了書寫，書寫大大超過了印刷，而互聯網時代的信息尚難于估量?？陬^傳統(tǒng)的存續(xù)極大地依賴于各民族語言的活力。自2000年以來，世界各國每年都慶祝國際母語日(2月21日)，以促進文化多樣性和語言多樣性。聯合國認為，語言是保存和發(fā)展人類物質和非物質遺產最有力的工具。但每兩個星期就有一門語言消失，并帶走與之關聯的文化和知識遺產。各種促進母語傳播的運動，不僅有助于語言的多樣化和多語種教育，而且能夠提高對全世界各語言和文化傳統(tǒng)的認識，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對話的基礎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團結。

　　就亞洲范圍而言，我們知道有不少亞洲國家和民族的生活仍然貼近傳統(tǒng)模式，有不少地區(qū)依然有言無文，口頭傳統(tǒng)在承載其歷史文化、傳遞其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方面，仍然發(fā)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名錄中，我們不難發(fā)現，亞洲范圍就存在著諸多跨境共享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與口頭傳統(tǒng)密切相關。

　　在大力倡導“文明交流互鑒”的今天，不僅要注重書面文化，還應注重民間口頭文化，這對于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民心相通”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