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容易標簽化的年代，時間的年輪給黃永玉老先生貼上了畫壇“老頑童”的標簽，而在經(jīng)歷過上世紀80年代文學熱潮洗禮的我看來，如果一定要給黃永玉貼標簽的話，最貼切的莫過于“沈從文的表侄”了。

　　沈從文的母親是黃永玉祖父的妹妹，近一個世紀時間里，兩家關(guān)系非常密切。其中，一個特別重要的原因是，沈從文親歷黃永玉的父母相識、相愛的全過程，并在其中扮演著一個特殊角色。黃永玉曾說過：“在我的一生中，表叔沈從文一直占據(jù)著頗為重要的位置。三十多年時間里，我們生活在同一城市，有了更多的往來、傾談、影響?！?br/>
　　在新近再版的隨筆集《太陽下的風景》中，黃永玉講述了自己12歲離家，輾轉(zhuǎn)各地學木刻、研習繪畫，通過飽覽“社會這本讀不完的大書”，去體察世態(tài)人情、感知人性人心、領(lǐng)略人生風景的故事。書中還詳細介紹了其與沈從文、聶紺弩、華君武等人的往來交集。

　　隨筆集最后一篇文章《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記述了黃永玉與沈從文的諸多交往細節(jié)。沈從文不僅是他的表叔，也是其一生的領(lǐng)路人，鼓勵他完成了離開鳳凰小城、回國、擺脫“文革”困境等人生重大改變。

　　“表叔(沈從文)和我都是在十二三歲時，背著小小包袱，順著小河，穿過洞庭，去‘翻閱另一本大書’的。”黃永玉如此描述自己與沈從文亦師亦友的關(guān)系。

　　《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完成于1979年12月，首次刊發(fā)于1980年第5期的《花城》雜志。同期《花城》還有兩篇關(guān)于沈從文的文章，一篇是朱光潛的《從沈從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藝風格》，另一篇是黃苗子的《生命之火長明》。三篇文章構(gòu)成了當期的沈從文專輯。

　　此時，正是作家沈從文重歸大眾視野之際。

　　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是一部有相當影響、也是有相當爭議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研究的學術(shù)著作，完成于1961年，發(fā)掘并論證了張愛玲、張?zhí)煲?、錢鐘書、沈從文等重要作家的文學史地位，將沈從文稱作“中國現(xiàn)代文學中最偉大的印象主義者”。

　　1979年，該書的中譯本在臺灣和香港出版，對大陸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產(chǎn)生了影響。

　　1980年召開的第一屆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年會上，會長王瑤在發(fā)言中指出：“對于一個寫過三十多部小說集而且在文體風格上有自己特色的作家，長期沒有得到我們應有的重視，確實是我們研究工作中的缺點，至少是一個薄弱環(huán)節(jié)?！庇谑?，1980年代展開了一場對作為“文物”的沈從文的“出土”工作，形成了“沈從文熱”。

　　1988年，沈從文去世，黃永玉寫就長文《這些憂郁的碎屑——回憶沈從文表叔》。失去至親至友的這種痛感，在黃永玉的筆下如此真實而尖銳。后來，黃永玉回到故鄉(xiāng)，在沈從文的陵園刻了一塊石碑，上頭寫著：“一個士兵，要不戰(zhàn)死沙場，便是回到故鄉(xiāng)。”

　　生活把這兩代人拴在一根文化的細繩上，兩人都在漂泊中成長，在漂泊中執(zhí)著地敲開了文學和藝術(shù)殿堂大門。

　　沈從文赴京，受到郁達夫、徐志摩、胡適等人的關(guān)心和幫助，最終在京派文人中占據(jù)了一席之地；黃永玉更為漂泊，輾轉(zhuǎn)江西、上海、香港、臺灣，摸爬滾打，終于走上了木刻創(chuàng)作之路。

　　1947年初，黃永玉將四十余幅木刻作品寄至北平，希望得到沈從文的指點。叔侄二人在一年前開始通信。此前，除了在黃永玉小時候沈從文返鄉(xiāng)時打過一個照面之外，兩人從未謀面。

　　收到黃永玉的作品，沈從文十分欣賞，向朋友和學生推薦黃永玉，希望他們予以幫助和支持，還寫下《一個傳奇的本事》一文，發(fā)表在香港《海洋文藝》上。文章不僅提及黃永玉的創(chuàng)作，還談及了黃永玉的家世。

　　兩個從湘西走出來的知識分子從此建立了精神上的深刻聯(lián)系。“文革”中下放干校時，沈從文產(chǎn)生了久違的文學創(chuàng)作沖動——借寫黃永玉家族再度書寫湘西的歷史滄桑。沈從文為這部長篇小說寫出了第一章《來的是誰？》。

　　可惜的是，這第一個章節(jié)只是“黃家前傳”，此后沒有了下文。倒是黃永玉在自己90歲高齡時，完成了涉及故鄉(xiāng)家族的自傳體小說《無愁河的浪蕩漢子》。

　　寫不盡的故人，寫不盡的故鄉(xiāng)，便是沈從文和黃永玉生命密碼的起源，而寫作，也成為黃永玉喚回沈從文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