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日本印《資治通鑒》封面

日本學者自信地認為這是一部會讓中國人感到“青出于藍”的書籍，他的自信源自何處？我們從中能體會出哪些道理呢？

　　《資治通鑒》是和《史記》齊名的史學名著，由北宋史學家、文學家、政治家司馬光撰寫。因當時的神宗皇帝認為“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故名《資治通鑒》。它是一部編年體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403年），下至周顯德王六年（959年），寫了總共1362年的歷史，是我國編年體史書中年代最長的一部。正因其為煌煌巨著，不僅在我國流傳甚廣，就連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都受其影響頗深，成為他們了解中國歷史的窗口之一。日本曾多次翻印《資治通鑒》，使其成為在日本最廣為流傳的中國史書之一。

　　筆者收藏有一套在日本嘉永二年（1849年）翻印自津藩有造館藏，由天保丙中?？摹顿Y治通鑒》，全書共294卷、148冊。這套《資治通鑒》是筆者朋友、旅日學者祖博士在日本留學時為筆者購得。他在日本的舊書市場閑逛，發(fā)現(xiàn)了這套書，因知道筆者喜歡收藏古書，遂打電話詢問。對《資治通鑒》甚是鐘愛的筆者，自然不會放過這套好書，便求他買下來，寄回國內(nèi)。因當時的印刷術(shù)在日本已經(jīng)十分普遍，這套《資治通鑒》算不上什么孤本善本，但日本印刷的中國古書對筆者來說還屬首次收藏，所以被筆者視若珍寶。

　　在書籍的跋文《刻資治通鑒跋》中，交代了翻印這套《資治通鑒》的來龍去脈：“伊賀龍少將藤堂公之太祖高山公，方慶元之際有大功勞于國家，嗣后奕世相承，享封于大國，為諸藩之領(lǐng)袖。至于先矦誠德公，新建簧館于津城東濠，以丕揆文教；又手述高山公功業(yè)，有聿脩録之著，垂范來昆，殆乎可謂中興矣。今矦繼其志，偉績亦匪尠，幕朝特有賞賚以旌之，於戲，可謂懿且榮矣！公聽政之暇，恒潛思于經(jīng)術(shù)，旁及古今史籍；最喜涑水之撰往者，命翻雕之。儲諸簧館，原書系陳仁錫評本，分屬儒員數(shù)名，偏覓異本校訂之，表同異于欄外，庶乎無復(fù)紕繆。余因為漢土書籍，舶致于我者，宋元以來，至今不絕。如斯書亦逐年增益，不知見在為幾百千部。固無待于改槧然至于校訂之精，罔或遺漏，則此刻蓋有優(yōu)勝于西土通本者，幸再入于西土，則彼稱其出藍必矣！屬者矦俾余追書以道其由，乃不辭而跋之如此。嘉永二年乙酉夏五月中澣，幕府講官伊藤坦撰?！?br/>
　　這篇頗具古文功力的跋文把事情交代得非常清楚。這套書是奉幕府藤堂伊賀龍之命翻印的，正是因為其祖先之功，得享大名，隨后印書以享后世。寫跋文的人叫伊藤坦，是當時幕府的講官。看來，在當時我國流傳到日本的書籍已經(jīng)有成百上千部之多，這套《資治通鑒》正是以明代大學者陳仁錫點評的本子為藍本，經(jīng)天保丙中校刊而成。

　　伊藤坦感嘆：“如果此書有幸再流入中國，他們肯定會感嘆‘青出于藍’！”是否青出于藍，還得經(jīng)過對比和鑒別才能知曉。不過，現(xiàn)在真如他所料，這套書已經(jīng)流入中國，這對于中日文化交流來說也算是幸事一件。

　　文化不能固步自封，更不能妄自尊大，只有不斷吸收外來文化精華，不斷學習，才有創(chuàng)新和進步的可能。通過這套一百多年前的《資治通鑒》，可以一窺日本學者的治學精神，一探日本人之嚴謹，也算是一種學習。所以，這套《資治通鑒》不僅是一件收藏品，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佐證，從中更能進行學習和解讀。對筆者來說，它實在是一件難得的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