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美國學者甘雪麗(SHIRLEY GANSE)所說，中國外銷瓷，作為一個經濟領域的概念和文物考古的概念，在國內和國際，其內涵都處于模糊狀態(tài)，有待厘清(甘雪麗《中國外銷瓷》2011)。

　　中國外銷瓷的概念，不應局限在克拉克瓷、歐洲皇室來樣訂燒的純外國樣式等類的出口瓷這樣狹小的范圍內。這是不科學的，人為切割了一個宏大而又漫長的歷史事件，會給開展深入研究制造諸多障礙。

　　中國外銷瓷的歷史，是以先進的制瓷技術和高級的物質文化產品作為物質載體，為世界各國的經濟文化社會進步提供巨量的動力的歷史，所以，這個載體中的文化特征，在前、中期必然是完全的中國式樣的。把這部分排除在外銷瓷概念之外，顯然是不可以的。

　　中國外銷瓷的歷史，又是遵循中外優(yōu)秀文化相互融合、從陌生到共鳴、從相異到趨同的歷史法則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復雜交錯的，是雙方因素互相影響的過程，而不是一道命令那樣明了可斷。

　　中國外銷瓷的歷史，也是中國人敞開胸襟、廣納百川去吮吸世界優(yōu)秀科學文化、豐富和提升自我的歷史。這也是外銷瓷這一歷史事件的一部分，尤其是中國，應該更加重視和繼承。

　　探究和判定中國外銷瓷的歷史價值，不應停留在創(chuàng)匯層面，不應停留在對外傳播先進科學文化層面，不應停留在完成人家的來樣加工訂單后，我們賺取勞動和資源代價的層面。這樣的研究結果過于淺薄和局部，遠未進入內里。

　　凡是以貿易形式輸往國外的所有瓷器產品，都應視為外銷瓷范疇。在此概念之下，再區(qū)分不同時期、不同窯系、不同國別、不同樣式以及不同用途的 出口產品的各自路徑和評價，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內部通暢的理論模型。這項工作，顯然要有賴于中外人士共襄合作方能完成——這是歷史規(guī)律注定的：事情是大 家各自的前輩們一起做的，那就還得要我們后人回過頭去一起溯源完成。

　　外銷瓷邊飾的斷代

　　中國古代瓷器的斷代大多憑眼睛看，先確定一個標準件。這個標準件大致可以分為：胎土的顏色和火石紅等感覺、彩繪的特點、釉面以及顏色的特 征，以及用手摸的觸覺感，釉面的氣孔，等等。外銷瓷因為是在明清時期直接銷往西方的，所以外國的學者在斷代的問題上不是憑眼學而是靠資料，所以形成了和我 們的斷代方式截然不同的一套方法。

　　我們憑眼學標準件來斷代，具有一些局限性。比如說：康熙瓷器瓷質比較堅硬，青花色澤翠麗層次豐富，等等，而康熙朝長達六十年，能否時間定位 再準確一點就完全憑經驗了。但是外銷瓷依靠它生產時的一些相關資料，就可以把它的時間定位的誤差前后不過三年。如果我們把這些相對臨近年代的瓷器放在一起 來比較的話，我們發(fā)現(xiàn)在相對集中的一些時間里面，某一些邊飾會比較流行。我在美國收藏外銷瓷，開始直覺上很快地感覺到邊飾和斷代有關，具體要研究某一段時 期的流行邊飾，那就要花相當多的時間了。后來，英國的Howard Angela也和我談到這個問題。我發(fā)現(xiàn)她對邊飾斷代問題的研究方法和我們不一樣，她找到一些確定的紋樣，而不是像我那樣把整個的邊飾去籠統(tǒng)地歸類。

　　邊飾的斷代主要是從紋章瓷開始。由于紋章瓷上面的紋章很多是因為結婚而訂做的，從西方的一些城市婚姻記錄上可以查到該家族這個人結婚的年 代，我們通常的紋章瓷斷代就是這樣來的。我們在把相同時期的紋章瓷放在一起，發(fā)現(xiàn)了邊飾的流行問題；通過這一些流行的邊飾，再結合我們通常知道的不同時期 的瓷器特征，可以幫助我們對于清代的瓷器進行較為準確的斷代。這些時代的流行特征如果與官窯瓷器進行比較，也許能夠把我們對官窯瓷的斷代做得更加細致一 些。

　　以下的外銷瓷邊飾就是按照這樣的一個斷代原理去組合的。比如說：邁森風格的邊飾，雍正中晚期開始出現(xiàn)白色粉彩畫在白瓷胎上的精美邊飾；在 1740年左右這種邊飾又和三個開光結合在一起，這個開光的樣式有如意型等不同的形狀。到了1745年，這種邊飾的開光又變成了四個，所以我們看到四個開 光的樣式在白色粉彩的紋樣邊飾上時，一般都是1745到1750年之間的瓷器。

　　邊飾不光是邊緣上大的紋飾，還包括一些線狀的小的紋樣樣式。如像一個個箭頭一樣的花紋，就是流行在康熙晚期1690年到雍正早期1730年 之間的。這種小的線狀邊飾流行的時間一般會長點，而一些大的圖案邊飾流行的時間相應會短一些，大多在十幾年。外銷瓷典型邊飾數(shù)量較大，作為雜志不勝枚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