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二十七歲的潘天壽在滬任教于上海美專，經(jīng)老友諸聞韻的介紹，與年近八旬的吳昌碩相識。談詩論畫間，缶老對這位才華橫溢的晚輩阿壽激賞不已，向來很少評價他人詩文書畫的吳昌碩對于潘天壽畫作以“天驚地怪見落筆，巷語街談總?cè)朐姟钡淖瓡?lián)相評。一次，潘天壽畫成了一幅自己較為滿意的山水畫，拿去給吳昌碩看，吳看后“仍舊只是說好”，但當晚寫就一首長古“讀阿壽山水障子”，次日早晨托諸聞韻交予潘天壽。詩中既有“久久氣與木石斗，無掛礙處生阿壽。壽何狀兮頎而長，年僅弱冠才斗量”的夸贊，更有末段“只恐荊棘叢中行太速，一跌須防墜深谷，壽乎壽乎愁爾獨”的擔憂與指點。

在距吳、潘那段偉大的忘年之交和師生之誼整整九十年后的今天，那個兩代畫壇宗師的“交接”時刻，連同那段詩意的誡語已成近代畫史上的公案。潘天壽在回憶中這樣評述缶翁的點撥，“詩里的內(nèi)容，可說與平時不同，誡勉重于褒獎。在此也知道昌碩先生對于研究學術的態(tài)度，極重循序漸進，不主張冒險速成。”接著他提到了吳昌碩對他的勸誡：“我在年輕的時候，便很喜歡國畫；但每自以為天分不差，常常憑著不拘束的性情，和由個人的興趣出發(fā)，橫涂直抹，如野馬奔馳，不受韁勒。對于古人的‘重功夫、嚴法則’的主張，特別加以輕視。這自然是一大缺點。昌碩先生知道我的缺點……深深地為我的繪畫‘行不由徑’而發(fā)愁?！庇纱耍颂靿垡睬猩眢w會到人格修養(yǎng)與繪畫創(chuàng)作的關系，以及文人畫在收與放、自由與自覺之間的關系，進而明確了自身的藝術方向，由青年時代信馬由韁的肆意揮灑，逐漸收斂而向嚴謹與深邃發(fā)展。在那次會面四年之后，吳昌碩因中風去世，而其后潘天壽每次面對詩書畫之承傳與拓進的問題，便會想到吳昌碩對他說過的話：“化我者生，破我者進，似我者死?！彼趧?chuàng)作和思考中逐漸解決了“行不由徑”的問題，又延續(xù)了一直以來的雄渾霸悍之氣，遵循“有常必有變”的思想，取諸家之長，遂成自家之體。

當潘天壽回憶吳昌碩和自己的關系時，認為那是“一種深情古誼，淡而彌厚，清而彌永，真有不可語言形容之概”。而吳對潘的勸誡，既超越了老師對于弟子的威嚴訓教，亦遠不止于經(jīng)驗主義的勸告，而是建立在相投、相知、相護的師友情誼之上的參透與提攜，同時更預示著文人畫承傳方式在近、現(xiàn)代交接之際的一股變革潛流。繼吳昌碩之后，潘天壽延續(xù)了缶翁對于晚輩的愛護和勸誡之心，同時于傳統(tǒng)文人畫的傳授，將師傅帶徒弟的傳統(tǒng)私塾式傳襲方式，進一步轉(zhuǎn)變?yōu)橄到y(tǒng)化、規(guī)范化、立體化的現(xiàn)代中國畫教學體系。在這一層面，他細致總結(jié)文人畫在筆墨、章法和教學中臨摹、寫生與創(chuàng)作的規(guī)律，還自編《中國繪畫史》，將理論研究和文人思想的養(yǎng)成引入教學，有力推動了現(xiàn)代中國畫學體系的形成。

潘天壽所處的時代正值中國現(xiàn)代美術教育的興起期，從任教國立杭州藝專、兼任上海美專、新華藝專、昌明藝專教授，到上世紀四十年代赴重慶就任國立藝專校長、新中國成立后任浙江美院院長，潘天壽的藝術創(chuàng)作一直與其教育思想緊密相連。在一九六一年四月“高等學校文科教材會議”上的發(fā)言中，他提出：“學習中國畫，自古以來都是師徒傳授加自學；中國畫的學校教育是近四五十年的事情，歷史不長，其間又因戰(zhàn)亂等社會原因，常受到干擾，以致中斷。”在次年的全國美術教學會議上他進一步說：“過去的師徒傳授，老先生講得少，學生靠眼看心記，自己領會。悟性好的就進步快，悟性差的就出不了山。”他的老師經(jīng)亨頤、李叔同當年就是通過這樣言傳身教的方式深深影響了一代藝術學子的思想與人格，而在具體的教學中，潘天壽也是以同樣的態(tài)度和為師之道，濡染塑造了一大批畫壇后學。

在潘天壽的學生中，當代寫意花鳥畫名家張立辰曾談起受到潘先生教誨的一段經(jīng)歷。六十年代初，執(zhí)教于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的潘天壽路過教室，看到班里的學生張立辰效仿自己的風格嘗試畫的指畫后，指出這位當時二十幾歲、在班上年紀最小的弟子“火候未到”，并明確提出不鼓勵班里同學在初學中國畫的階段創(chuàng)作指畫，要先把基礎夯實打牢。顯然，青年時代的張立辰畫指畫正是受到潘先生的影響，年輕時當筆墨功夫還未到一定水平時，常會急于挑戰(zhàn)有更大難度的指畫；而潘先生對張立辰給出的勸誡，又與潘在同樣年紀時受到吳昌碩“荊棘叢中行太速，一跌須防墜深谷”的忠告何其相似！“師心而不蹈跡”，潘天壽所提出的“學高不學低”“從規(guī)律入手，不要從技術入手”“士先識器而后文藝”等畫學觀念和教育理念，都使張立辰受益匪淺。當時的張立辰也正是得到了潘先生及時勸告，苦習筆墨悟得精髓，在錘煉了堅實的基礎之后，又從后來的指畫創(chuàng)作中體會到指畫和筆畫之間深層的關系，而指畫與筆畫的互參、互補也豐富了他的筆墨內(nèi)涵與表現(xiàn)力，終成為文人寫意花鳥藝術體系的繼承者和發(fā)揚者，并在中央美術學院及各高研班的教學中，延續(xù)著對學生在畫道中嚴格相守、在生活中溫和相待的為師之道。

師道諍言，良藥雖苦口卻猶如棒喝，逆耳忠言更令人頓悟進階，受益終身。恰到好處、直指迷津的一句點撥，總能起到積極而巨大的效力。在這一點上，中國傳統(tǒng)藝術教育的特點，與傳統(tǒng)畫論一樣，是寓興點評式的、暗示性的、含蓄詩意的，但卻包含著深刻、精準的指導意見，充滿著老師對于學生的了解、愛護與關切之情。從某種角度上，這種教育理念是精英性的，敏銳聰慧的學生，會在老師的點撥提示中很快確定自身前行的方向；而從另一種角度上，這種教育又是具有針對性的、點對點式的、因人而異的，建立在相互深入了解的基礎上，帶著師生間的默契，更暗含著人格上的垂范。

回頭反思我們今天的學院教育與藝術創(chuàng)作的傳授方式，在很多時候缺少的正是那一句似輕實重的諍言。集體主義的、流水線式的人才培養(yǎng)模式，一方面那種相對冰冷的、整齊劃一的教學規(guī)條和要求，可能會在很大程度上抹殺那些具有天賦的學生的創(chuàng)造力；另一方面在師生人數(shù)比相較二三十年前嚴重下降、教師必須面對粗放式地“帶”學生的境況下，又很難逐一指出每個學生的問題，幫助他們順利掃清進步之路上的障礙。當然，也有一種情況是，即便是老師出于愛護與責任的耳提面命，如果逢遇有些學生對于學習抱以短視的功利主義訴求而無法理解、接受，這種勸誡也無法獲得有效的回應。畢竟，好的教育也是需要默契的，師生情誼確是緣分，因此好的教育與時代有關，又常常超越了時代，成為這一“傳統(tǒng)”的新內(nèi)容。

師傳的諍言，至今日已瀕“失傳”。無疑，傳統(tǒng)教育理念與樣式的深化不能止于形式的因襲，更重要的是揚其風骨、得其神髓，真正在創(chuàng)作、教學與生活中言傳身教、因材施教。而在這一過程中，如何兼得傳統(tǒng)師徒傳授和現(xiàn)代學院教育的優(yōu)長，既符合當下的社會節(jié)奏與文化語境，又有春風化雨的心靈映照，仍是今天的中國美術教育在每個具體環(huán)節(jié)中亟待深入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