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藝術非要在城里嗎？答案似乎是肯定的。當代藝術的根在城市，靠工業(yè)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滋養(yǎng)而壯大。在中國，北京是當代藝術的中心，但是這唯一的、絕對的中心也導致了當代藝術進入一個死循環(huán)，同時不得不面對城市化帶來的拆遷危機。

當聚光燈只打在少數人身上，城里的機會已經飽和時，一部分人選擇了奮力學英語，而另一部分人選擇回到鄉(xiāng)村，尋找地氣和新鮮空氣。

改變流行在鄉(xiāng)間的價值觀比改造一棟老房子要難得多。

2011年，藝術家渠巖在山西省和順縣許村展開改造計劃，做了第一屆國際藝術節(jié)；藝術家歐寧也在安徽省黟縣碧山村開始了他的“碧山計劃”，做了第一屆“碧山豐年慶”。

渠巖想把村里的老房子修好，另外再讓村民賺點錢；而除開鄉(xiāng)建和古村改造的目的，碧山共同體還是歐寧的一件作品、一個夢想。他與安徽大學教授左靖一道，招攬城市知識分子，實踐“離城返鄉(xiāng)，回歸歷史”。

寧靜的安徽鄉(xiāng)村給了歐寧和左靖詩意的棲息地，但他們卻被碧山村民當成“大老板”來要求：“為什么來了那么多城里人，我們卻一個錢也沒賺到？”當歐寧將碧山看作一塊“生存空間在現代歷史上都相對富足”的沃土時，碧山人卻渴望著鄰村西遞、宏村如織的游人。改變流行在鄉(xiāng)間的價值觀比改造一棟老房子要難得多。

十年前，美國人正杰（JayBrown）在麗江吉祥村創(chuàng)辦了“新農村實驗室”，并展開了壁畫項目，邀請世界各地的藝術家畫出一大片壁畫群。當代藝術家在村民家的墻上涂鴉，畫奔馬，畫大飛機，也畫麗江的民間傳說，但不是傳統的畫法。這些畫得到了村民的認可，主要是因為正杰的人緣好，對村里的老人和小孩相當友善。

空降的藝術活動也試圖沖擊鄉(xiāng)村。2010年，西北民族大學的學生把抽象油畫、行為藝術和裝置帶到甘肅省榆中縣高墩營村。西北民族大學副教授馬奇志說：“農民看不懂可以看熱鬧、看新鮮，他們感受、接受當代藝術是有意義的?！?br/>
相比起外來藝術家，回鄉(xiāng)藝術家享有更多的權利和便利。如果不是回到家鄉(xiāng)甘肅省秦安縣石節(jié)子村建美術館，靳勒還在宋莊苦熬。但在家鄉(xiāng)，他甚至被推選為村長，更容易調動各種資源，通過搞藝術改善村民的生活。

到最后，還是中國人的血緣和家族觀念最管用。

中國藝術家并不缺乏跟村民打交道的經驗，當代藝術就是從城中村崛起的。從圓明園藝術村、東村、宋莊到黑橋，一個個小村容納了當代藝術之最初，為他們提供補給，供他們棲身。但其中的藝術家卻幾乎從未嘗試與鄉(xiāng)村融合，當他們的生活好起來，住在大鐵門里，開著豪車穿過村里的路邊攤和垃圾堆時，在村民眼中他們只是發(fā)了跡的商人。

在成都雙流縣廟山村八組的藍頂藝術區(qū)，藝術家的工作室是別墅+24小時展覽館，與當地村民無關。當藝術家在鄉(xiāng)村建起紐約才有的Loft，開車去城里的會所吃飯，從淘寶上采購生活用品時，這種田園生活只是“躲進小樓成一統”或“說走就走的旅行”的一部分。

大理的藝術家不提烏托邦夢想，只埋頭做夢自high。

住了那么多藝術家，大理卻沒太多當代藝術的痕跡。如今人民路是文身彩辮的天下，鋪租暴漲，義烏生產的旅游紀念品賣得風生水起。

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大理曾是失敗者的樂園，而現在嬉皮退散，中產登場。旅游引來游客，遍地開花的地產項目則引來暗藏投資目的的買房客。以前幾塊錢可以買到的咖啡，現在也要二十幾塊一杯了。中產的增加讓大理有了更多力爭上游的氣氛，新建的別墅裝修精致，也有人躍躍欲試要做一番事情。

2012年，臺灣旅美畫家韓湘寧將自己在洱海邊的家擴建成而居當代美術館，但說到底那里只是他陳列私人收藏以及與藝術家朋友交流玩耍的一個場所。

在雙廊，藝術家沈見華和白族學生趙定龍成立白族農民畫社，教不識字的白族老太太畫畫。如今一幅畫至少能賣5000元，解決了她們的生計問題，還把展覽辦到了北京和杭州。

不過，大多數過去在城里工作室兢兢業(yè)業(yè)趕工的藝術家，到大理甘愿做袖手旁觀的閑人，每天睡到自然醒，吃一碗餌絲，喝半暖瓶普洱，再叫上三五朋友外出閑逛。

藝術家岳敏君甚至有個樂隊，走到哪里都跟著他，以便想唱就唱。以前岳敏君總是穿著緊身發(fā)亮的時裝在展覽上亮相，而現在一身粗布長衫，在鄉(xiāng)野間游蕩。走在大理下雞邑村竹和田的田埂上時，他心曠神怡：“勞動太美了，應該組織人來這寫生?！币粫河肿猿暗溃骸安贿^會畫成鄉(xiāng)土繪畫?！?br/>
在藝術領域，鄉(xiāng)村一直是重要主題，藝術家以精英和旁觀者的姿態(tài)來構想跟描繪農民和鄉(xiāng)土。18世紀末，英國畫家托馬斯·庚斯博羅（ThomasGainsborough）就是被這樣靜謐的鄉(xiāng)村所打動，他離開喧鬧的社交圈，用余生來描繪田園風光。那不失為一種結局，但現在很少有當代藝術家直接描繪田園風光。他們在鄉(xiāng)村生活的時間可能更長了，但是那些從城市里帶來的問題還在。岳敏君說，在大理他其實一直在思考。

在貌似無所事事的狀態(tài)中，藝術家調試著方向——岳敏君舉辦了近年最大的個展“偶像制造”，葉永青找到了他的“鳥”。

問藝術家葉永青大理有沒有美術館，他搖搖頭：“如果有人要來搞這些事，我就離開大理?！?br/>
在大理，藝術家不搞藝術，但是“每個畫畫的人都想再做兩件事：蓋房子、拍電影”（韓湘寧語）。葉永青倒是和張楊、奚志農一起搞了個“大理下午茶”，但來者基本跟當代藝術沒啥關系，他也只是趁機去了解更多自己不知道的事。

沒有任何一個落足鄉(xiāng)村的藝術項目像“越后妻有藝術三年展”這樣悉心與土地和農民共處。

在鄉(xiāng)野間搞當代藝術，國外也有不少嘗試。

在法國西北部小鎮(zhèn)布列塔尼，連鎖超市勒克萊克(ELeclerc)的老板米歇爾·愛德華·勒克萊克把一所17世紀的修道院改成了畫廊，并希望能把丹尼爾·布朗（DanielBuren）、雅克布·莫諾里（JacquesMonory）、皮埃爾·蘇拉奇（PierreSoulages）、安塞姆·基弗（JacquesMonory）等大牌藝術家請到小鎮(zhèn)上展出。他拿不準小鎮(zhèn)居民是否會像歡迎生活用品超市一樣歡迎畫廊，但他確實相信藝術家會像需要城市觀眾一樣需要小鎮(zhèn)觀眾。

1998年，泰國藝術家卡明·勒猜巴碩（KaminLertchaiprasert）和里拉克里特·蒂拉瓦尼拉（RirkritTiravanija）在清邁圣東巴縣半湄鄉(xiāng)創(chuàng)辦“土地計劃”，引來不少國際藝術家筑巢工作。

“他們逃離了畫廊和美術館，把藝術活動的地點搬到了一片田野上。農業(yè)耕種和靈修活動的目的只在于錘煉自我學習和自我控制的能力，他們對個人內省的哲學的興趣大于對復雜的社會現實的關注。”歐寧寫道。

日本新潟縣十日町地區(qū)的“大地藝術祭——越后妻有藝術三年展”已經有14年歷史，并成功地以當代藝術幫助窮鄉(xiāng)僻壤煥發(fā)活力。在這個地震頻發(fā)、老齡化嚴重、降雪量世界第一的地區(qū)，藝術家把760平方公里的土地當成美術館，在森林、河流、稻田間展出作品。

為了說服對藝術一無所知的農民，藝術節(jié)組委會召開了超過2000次情況說明會，他們還和當地人一起勞動，把當地人當成藝術節(jié)的主角，同時把當地的傳統產業(yè)和自然資源也盡力地融入展覽。

就地取材的“越后妻有藝術三年展”是一個難以復制的成功案例，沒有任何一個落足鄉(xiāng)村的藝術項目能像它這樣悉心地與土地和農民共處。很多后繼者甚至根本就沒有振興地方的野心，對他們而言，回到鄉(xiāng)村能做的，只是在一個僻靜之所完成自己的夢想。

歐寧談“碧山計劃”

“如果政府放開手讓我做，可以做出一些讓大家服氣的東西”

盛夏，黃山腳下碧山村。村子占地58.5平方公里，人口2907人。稻田間矗立著云門塔，從這座當地最高點俯瞰碧山，白墻黛瓦的徽派民居呈長條狀蔓延。歐寧和左靖2007年第一次造訪就被這里的自然風光和歷史遺存吸引，于2010年發(fā)起“碧山計劃”，希望通過知識分子回歸鄉(xiāng)村激活鄉(xiāng)村。

7月2日，南京大學“中國研究”國際暑期班40多人來到碧山參觀，隨后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周韻發(fā)布17條微博和長文質疑該計劃的意義。這并不是第一個質疑的聲音。2011年8月，首屆“碧山豐年慶”在碧山舉行，媒體和學者就曾當面質疑歐寧。

“其實周韻批評的那些事情，我很早就意識到，但是意識到跟你能做到，存在很大的距離。要真正做到與民同樂，跟農民真的在一起，連梁漱溟那樣的大儒都做不到，更何況我？”談話間，歐寧合上正在翻閱的《庇護所》，少了筆戰(zhàn)中的那份咄咄逼人，顯得和氣而無奈。

與網絡上的熱鬧相比，村子里過于安靜。年輕人都走了，剩下老人與空房子。碧山書局是南京先鋒書店碧山分店，今年4月開張，由村里的汪姓老祠堂改造而成，一樓售賣與安徽相關的書籍與中文圖書，二樓售賣咖啡與英文書。來書店買書的大都是外地人，本村人偶爾下完田后穿著水靴進來翻翻書，不買，更不會上二樓喝幾十元一杯的咖啡。

碧山僅有兩家客棧：泰來農莊和豬欄酒吧，經常住滿慕名而來的游客和來做社會調研的大學生。也有人來這里買古民居改造翻新，準備辦民宿。聽說已有20多間房子被買走，房價幾年之間漲了20倍以上。

致力于保存民間技藝的左靖花20余萬元買了當地一座徽派老建筑，最近忙著裝修成古色古香的碧山書院。吃完晚飯在田埂散步的村民說，希望多些人來，熱鬧些，“房子沒人住，很容易爛了”。

目前為止，“碧山計劃”只體現出實體書店與改造老房的痕跡，在旁觀者看來，更像是文化人進行的一場新文化實驗，或以拯救文物建筑為目的，以藝術展和各種文藝活動拓展資源的文藝旅游活動。但歐寧不贊同這種說法。在他眼里，藝術節(jié)只是項目實施的便利手段，因為“藝術節(jié)會請很多著名音樂人、藝術家過來，相對容易籌款。如果你說有一個給農民做培訓做淘寶的計劃，不會有人給你錢”。

自從2012年政府取消第二屆“碧山豐年慶”之后，一年半來歐寧不敢做什么大項目，“如果政府放開手讓我做，可以做出一些讓大家服氣的東西”。

鄉(xiāng)村建設人才、資金短缺，村民的觀念難以轉變，沒有權力動員村民，無法真正融合村民，這都是歐寧需要解決的問題。三年多的實踐讓歐寧的困惑逐漸增多，也悲觀起來：“我的思想一直在變化，有時候心情很黯淡，因為你真的要做跟農民發(fā)生關系的事情，很難，不僅在實際操作上難，還要遭受非議，很煩?！?br/>
碧山村委希望像鄰村西遞、宏村那樣發(fā)展旅游，建設環(huán)境較好的酒店，增加與游客互動的旅游產品。這與歐寧“知識分子復興農村”的想法有差距。

歐寧買了位于碧山心臟地帶的一間徽派古民居，一開始他像多數城市人一樣習慣關起門。被村委“教育”一番后，歐寧開門迎客。他還掏了5000元，左靖掏了1萬元來安裝路燈。

此外，歐寧還被村書記朱顯東說服，花10萬元錢買下隔壁荒廢的房子，現在用作停車場。對于村民來說，歐寧是外鄉(xiāng)來的“大老板”，“這些老板享受我們的資源，也要為我們村做點貢獻”。

如果讓歐寧放手去做，他有什么計劃？“碧山的農村資源，可以做好多產品，編個小籃子，做個相冊，賣米等，我們可以把包裝做得很漂亮，搭建一個銷售平臺。這點是我覺得最可為的?！?br/>
這一年來歐寧幫隔壁南屏村的村官張昱在碧山租田做有機農業(yè)種植試驗，收集農產品在淘寶上賣，但效果一般。理由還是那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個人能力有限，無法動員村民。

詩人廖偉棠說，歐寧作為詩人和藝術家的確存在烏托邦情結和精英或小資姿態(tài)，團隊存在種種力未能及之處，但若是從碧山本身的發(fā)展出發(fā)，只要沒有傷害農民的利益和文化，這一切試驗都應該鼓勵。

批評總是很容易，但無論哪個時代，坐而言、起于行的人從未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