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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襄藏品的市場品牌價值

                    中藝網(wǎng) 發(fā)布時間: 2014-06-01
                    王世襄先生無疑是當代成就卓著的文物學家,對于收藏者而言,他還是最具影響力、品牌效應(yīng)的玩家、收藏家。他所涉足的畫論、音樂史、漆器、竹刻、家具、竹木牙角、鴿哨、葫蘆、蟋蟀譜等領(lǐng)域,學術(shù)成就非凡,家具、漆器、竹刻、葫蘆、鴿哨的研究更具開創(chuàng)之功。

                      1952年王世襄先生與故宮博物院絕緣后,放棄了諸如書畫一類“高大上”的研究門類,學術(shù)視野定位為重新發(fā)現(xiàn)、挖掘那些長時間被研究者忽視但卻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藝術(shù)品、民俗工藝領(lǐng)域。失去了利用故宮龐大資源的便利,遂轉(zhuǎn)向民間市場搜羅,尋找那些隱藏著的依舊鮮活的文化。

                      備受收藏者推崇也在于此,王世襄先生以一己之力,就己所學,實踐于社會,再將體悟著書立說,著作清新自然,樸素平實,實用而不花哨。他涉足的個個領(lǐng)域都構(gòu)建豐厚的收藏,筆下言之有物,言之可信。僅此一端,已勝某些所謂的收藏家甚至是某些國家級博物館大量精印的藏品圖錄百倍。藏品是死物,所蘊含的歷史、文化、藝術(shù)價值才是生命,才是活態(tài)的文化,重要的是誰來解讀,只有像王世襄先生這類有高超學術(shù)水平的人才能挖掘其內(nèi)涵,探尋其脈絡(luò)、規(guī)律,延續(xù)其生命。

                      王世襄先生的藏品、學問源自生活,經(jīng)過濾、“消化”、提純,終成專門學問。因此,學習他的著作,研究他的藏品,不應(yīng)該忽視市場的作用。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拍賣興起,王世襄藏品開始流入拍場,品類咸備,且越來越受追捧,價格漲幅驚人。2003年中國嘉德秋拍推出“儷松居長物——王世襄、袁荃猷珍藏中國藝術(shù)品”專拍,掀起了持續(xù)至今的王世襄藏品熱。經(jīng)過2010年“錦灰吉金——王世襄藏銅爐專場”、2011年唐琴“大圣遺音”專拍,以及2013年“王世襄先生藏古籍文獻”“王世襄先生藏工藝品”專場的鞏固,王世襄藏品產(chǎn)生了極強的品牌效應(yīng)。

                      幸運的是,自2003年11月“儷松居長物”在北京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首展以降,筆者有幸在博物館、拍場得觀王世襄先生大部分藏品。十余年來的行情漲跌,價格變化,也并非一如某些媒體所言,王世襄先生藏品就一定能增值保值,一定能拍出高價。市場是發(fā)展變化的,即便王世襄藏品,一旦進入市場,就會有漲有跌,甚至流拍。

                      王世襄藏品的市場認知過程

                      1993年2月,王世襄收藏的79件明清家具以100萬美元,轉(zhuǎn)手香港實業(yè)家莊貴侖,莊貴侖又捐贈上海博物館。百萬美元可謂天價,可若按當時1:5.75的外匯中間匯率算,平均每件價格約1.27萬美元(約合人民幣7.29萬元)。而是年6月,上海朵云軒舉辦的首場中國書畫拍賣會上,誕生了中國大陸最貴的藝術(shù)品——張大千《晚上看云》立軸拍至143萬港幣(約合人民幣200萬元)??梢姡?9件家具百萬美元的價格的確是象征性的。

                      1994年中國嘉德秋拍,長88厘米的明代黃花梨木三彎腿大方香幾拍至18.7萬元,長87厘米的明代黃花梨木圓里圓條桌拍至14.3萬元。也可看出,當時收藏、拍賣市場起步,明清家具的知名度和市場接受度遠遜中國書畫。

                      20年前的數(shù)據(jù)過于遙遠,人們對房價更為敏感:1993年國家開始房改,北京地區(qū)標準價是每平方米427元人民幣,工齡、級別等折算后,最低每平米不到200元。

                      從掌握的資料看,遲至1996年,王世襄藏品已流向拍場,除有明確著錄的藏品外,多難確證。1996年、1997年上拍的十數(shù)件王世襄藏品,未受到收藏者特別關(guān)注,流拍率很高。

                      1996年4月,中國嘉德上拍兩件王世襄著錄于《說葫蘆》的葫蘆器:清晚期葫蘆押花福壽紋鼻煙壺拍至12.1萬元,“乾隆賞玩”款清代模印云龍紋葫蘆碗拍至15.4萬元。次年該公司春拍,上拍12件(一件瓷器、五件葫蘆器、一件漆器、四件銅爐、一件帽筒)無著錄的王世襄藏品,五件葫蘆器流拍四件。10.5厘米的明成化青花葡萄葉紋小蓋罐拍至3.52萬元,這是罕見的王世襄藏瓷。四件明代銅香爐悉數(shù)拍出,最貴者明代“玉堂清玩”款撒金銅三足爐拍至9.35萬元。

                      當時收藏者未關(guān)注王世襄藏品,可能源于拍品尚未著錄,鮮為人知,即便收藏者、買家確知為王世襄藏品,也難識價值,對高估價更難認同。

                      六年后的“儷松居長物”專拍,一舉奠定了王世襄藏品的市場品牌。143件成交額6301.35萬元,是中國大陸1993年以來成交額最高的私人收藏專拍,凡銅爐、木器、漆器、雕刻、竹刻、石雕、古琴、匏器、銅雕九類,891萬元的唐代“大圣遺音”伏羲式琴、264萬元的明代朱三松竹根雕老僧(圖三)、166.1萬元的明崇禎沖天耳金片三足爐、清順治沖天耳三足爐創(chuàng)造了中國古琴、竹刻、銅爐的歷史最高成交紀錄。專拍之前,全部拍品先在北京保利藝術(shù)博物館展出。拍賣吸引了海內(nèi)外各界人士,甚至上海博物館等公立收藏機構(gòu)也參與競拍。143件拍品自此流散,十余年來屢見重現(xiàn)拍場者,古琴、銅爐兩度掀起熱潮。

                    去年11月,中國嘉德再推王世襄舊藏古籍文獻、工藝品兩大專拍,拍品規(guī)模、數(shù)量為歷年之最,只是藏品的文物、藝術(shù)、經(jīng)濟價值大不如“儷松居長物”專拍。371件古籍文獻拍出97.30%,成交額1490.4萬元;83件(組)工藝品拍出90.36%,成交額4064.33萬元。

                      或許是時值藝術(shù)市場調(diào)整期,拍品估價過高,四件估價超過千萬元的銅爐全數(shù)流拍,王世襄先生設(shè)計、田家青制花梨木獨板大畫案、腳踏及桌上小案僅拍至1265萬元,陪伴袁荃猷先生一生的明末清初黃花梨琴案拍至517.5萬元

                    近20年來,王世襄藏品在拍場上經(jīng)歷了一個循序漸進的被認知、接受的過程——從最初收藏者缺少認知,經(jīng)過著作出版后的知識傳播,對藏品的追捧,到如今逐漸回歸到理性評判。

                      王世襄藏品的品牌價值,或者說市場價值,首先起作用的是他一生所取得的學術(shù)成就——這些重回市場的藏品,承載、記錄著王世襄的學術(shù)成長軌跡,是其學術(shù)的基因。另一個成因,則是王世襄先生作為一個收藏玩家的個人品牌——王世襄是當代收藏界境界最高的一位玩家,鮮有人像他那樣全面了解老北京的民間游藝。啟功先生評價王世襄“玩物不喪志……是一位最不喪志的玩物大家……他的玩物既有廣度,又有深度?!皇恰嫖铩恰形铩?;他不但不曾喪志而是立志。他向古今典籍、前輩耆獻、民間藝師取得的和自己幾十年辛苦實踐相印證,寫出了已出版、未出版、將出版的書?!瓱o一不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注腳……”盡管王世襄先生生前頗不喜“玩家”之稱,但事實上,在收藏者的心目中,“玩家”王世襄來的更親切也更貼切,他所達到的境界,收藏者夢寐以求。

                      打開家具收藏之門

                      1985年9月、1989年6月,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賞》《明式家具研究》在香港三聯(lián)書店先后出版,由此奠定了他在明清家具收藏研究的宗師地位,也成為家具收藏者的必讀經(jīng)典。

                      王世襄先生收藏的79件明清家具收錄于《明式家具珍賞》,經(jīng)香港實業(yè)家莊貴侖以其父莊志宸、叔莊志剛的名義無償捐贈上海博物館。這批藏品與后來陳夢家、趙蘿蕤夫婦舊藏的家具,一起構(gòu)成了上博的家具收藏主體。1998年11月9日,這批家具在上海博物館“莊志宸、莊志剛明清家具館”展出,“其品類豐富、保存完好并見于著錄,蜚聲海內(nèi)外,海內(nèi)外家具研究學者一致認為是中國古典家具的代表性實物”。正是這批家具,以及他的研究專著,打開了收藏者通往家具收藏領(lǐng)域之門,打開了世界認識中國家具美學之門。

                      王世襄先生推動了世界范圍內(nèi)的中國古代家具研究,摧熱了古典家具的生產(chǎn)、制作,使其形成了一個影響巨大的產(chǎn)業(yè)鏈。早期也直接影響了古代家具的外流,大量珍貴的家具流向海外市場。

                      這批家具入藏上博后,流入市場的王世襄家具藏品數(shù)量極為有限,多為小件實用、玩賞品。“儷松居長物”專拍中木器僅13件,真正意義上的家具也就六件,其他七件實際上是文玩。代表性拍品是明代浮雕魚龍海獸紫檀筆筒,明萬歷纏蓮八寶紋彩金象描金紫漆大箱,明代黃花梨纏蓮紋三彎腿炕桌,明代榆木小翹頭案。知名度最高的是曾收錄《中國美術(shù)全集·竹木牙角器》的浮雕魚龍海獸紫檀筆筒,拍至209萬元,入臺灣翦淞閣黃玄龍之手。臺灣收藏家黃玄龍認為這件清宮舊藏筆筒應(yīng)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間蘇州名工周翥所制,2012年5月現(xiàn)身中國嘉德時,從880萬元拍至5520萬元,漲幅超過二十余倍,成為是拍賣史是最貴的木筆筒。纏蓮八寶紋彩金象描金紫漆大箱拍至132萬元,體量碩大,高達97厘米,明代宮廷制法,蓋內(nèi)泥金書寫“大明萬歷年”楷款。

                      去年11月,王世襄先生藏木器家具約40件在中國嘉德上拍,拍品材質(zhì)涉及榆木、杉木、紫檀、楠木、癭木、花梨木、核桃木、大葉紫檀、黃花梨、紅木等,清代制品多達31件(組),明晚期或明末清初制品四件,近代、民國制品五件。家具種類較雜,有的屬于民俗工藝品,如墨斗、拂塵、混金牌、混金龍紋斧等。40件僅近代大葉紫檀折疊方桌、民國時期北樓先生制楠木畫案流拍。38件成交品中三件價超百萬元,即花梨木獨板大畫案、腳踏及桌上小案,明末清初黃花梨琴案,以及拍至112.7萬元的清早期黃花梨小幾。

                      獨板大畫案、黃花梨琴案成交價并不理想。當前表面繁榮的收藏界,實際上很多收藏者對藏品價值的判斷依然處在較低層次,尚不能真正認識藏品的內(nèi)蘊價值。王世襄家具藏品可流通者鳳毛麟角,與其他家具藏品相比,這兩組家具是王先生夫婦生前使用最多、朝夕相伴數(shù)十年的藏品,不少重要著作都曾在這兩組家具上完成,有著其他藏品所沒有的內(nèi)涵和特殊意義。即使拋開這兩組家具的歷史文物價值、藝術(shù)價值,其中還蘊藉著這兩位文化名人的手澤,獨板大畫案出自王世襄設(shè)計、田家青先生制作,黃花梨琴案是在古琴大師管平湖先生指導下改制而成,其文化價值非其他家具所能比擬。這樣的藏品,其特殊收藏價值、紀念意義絕無僅有,而兩件總價尚不抵當年一副當代藝術(shù)家的大頭畫像!

                      “大圣遺音”導熱古琴收藏

                      袁荃猷先生習琴于汪孟舒、管平湖等大師,造詣深厚。王世襄先生1954年轉(zhuǎn)入中央音樂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夫婦兩人潛心研究古代音樂史,出版五輯《中國古代音樂史參考圖片》《中國古代音樂書目》等重要著作。

                      1948年,王世襄、袁荃猷夫婦“鬻書典釵”,自錫寶臣之孫章澤川手中求得唐代“大圣遺音”伏羲式琴?!蹲哉浼分杏浰麄儭耙燥椢锶叭毡景妗短扑卧髅嫶笥^》換得黃金約五兩,再加翠戒三枚”,翠戒中最佳一枚為王世襄先生母親金章的遺物。

                      “大圣遺音”琴被公認為民間收藏中最珍罕的唐琴,與北京故宮所藏神農(nóng)氏唐琴同為中唐雷氏為宮廷所制,是唐琴標準器。此琴曾經(jīng)元代鮮于樞收藏,古琴大師管平湖認為九德兼?zhèn)洚斖啤按笫ミz音”,此琴伴隨了王世襄夫婦多姿多彩的一生。

                      “大圣遺音”琴當年領(lǐng)銜“儷松居長物”專拍,估價300萬至350萬元,被上海藏家以891萬元競得,創(chuàng)造中國古琴第一高價。八年后,此琴2011年再上中國嘉德拍場,以1.15億元續(xù)寫輝煌。2003年與此琴同場上拍的另外五張琴也以高價拍出,宋代“梅梢月”宣和式琴203.5萬元,宋代“高山流水”仲尼式琴115.5萬元,宋代朱晦翁藏仲尼式琴220萬元,明代鳳嗉式琴132萬元,明代“清梵”仲尼式琴74.8萬元。

                      先后曾經(jīng)溥侗、安世霖、關(guān)仲航之手的明代鳳嗉式琴,2009年11月第二次現(xiàn)身北京翰海時,漲至369.6萬元。被認為是南宋大儒朱熹所藏、后經(jīng)蘇州各工王昆玉重修的仲尼式琴,2010年6月北京匡時再拍時漲至1120萬元?!懊飞以隆毙褪角?、“高山流水”和“清梵”仲尼式琴則至今被收藏者深藏。

                      “大圣遺音”琴的成交,導熱了中國古琴的收藏,宋元古琴價格大漲,來源清晰的名家舊藏精品價格往往在千萬元以上,明代潞王琴也動輒數(shù)百萬元,清代宮廷古琴迭創(chuàng)高價,精品超過千萬元。內(nèi)地拍場上古琴專拍不斷,名琴屢現(xiàn)。不僅如此,在古琴行情飆升的背景下,古琴文化熱開始漫延,各種古琴會、學習班層出不窮,對古琴文化的傳承、弘揚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重新認識漆器的價值

                      七千年前,河姆渡人已經(jīng)在木胎碗上涂飾自然生漆,商周人已經(jīng)會用色料調(diào)漆。然而,傳統(tǒng)儒家輕視各類工藝技法,導致這一有著悠久歷史的漆工藝只能依靠工匠師徒間口耳相傳,偶有《漆經(jīng)》也因不被重視而失傳。漆藝唯一古籍——明代隆慶漆藝名匠黃成《髹飾錄》,也因年代久遠,難以釋讀,王世襄前后用八年時間,深入到民間漆工名匠間學習、搜集資料,尋訪實物例證,最終對此書進行了釋文、解說,著成《髹飾錄解說——中國傳統(tǒng)漆工藝研究》一書,于1958年自費油印200份贈研究機構(gòu)。1987年12月,王世襄先生《中國古代漆器》專著問世,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部按年代順序編著的漆器圖錄”,這兩種著作被譽為中國漆器研究的“雙璧”。兩年后《中國美術(shù)全集·漆器》也出版,這三冊書不僅挽救了很多行將消失的漆工藝,更將漆器的研究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王世襄先生重視漆器收藏,1997年以來流入拍場的漆器藏品超過36件,以清代制品居多,其次是明代、近代制品。1997年中國嘉德春拍上拍口徑18厘米的清中期木胎黑漆金彩牡丹紋蓋碗,估3萬至5萬元,流拍。蓋碗造型似仿自同時期的景德鎮(zhèn)瓷蓋碗,通體黑漆地,碗身以金彩繪牡丹紋、萬字紋和壽字紋,碗、蓋內(nèi)亦以金彩繪花卉紋。

                      2003年拍出王世襄藏漆器22件,高34厘米的明代金髹木雕雪山大士像拍至275萬元,佛像入編《髹飾錄解說》《中國古代漆器》,通體髹金漆、打金膠、貼金箔、罩透明漆,堪稱漆像典范。前述明萬歷纏蓮八寶紋彩金象描金紫漆大箱,是明代宮廷家具、漆器精品,被收入王世襄先生的家具、漆器等多種著作。高12.5厘米的清道光盧葵生制角屑灰錫胎漆壺估3萬至5萬元,拍至44萬元,少見的角質(zhì)沙屑漆灰工藝壺,拍場極為罕見。另件拍得33萬元的清代揚州制梅花紋鐫鈿黑漆冊頁盒,疑出自盧映之之手,盒蓋面以螺鈿嵌飾一幅古梅圖,中央以湘妃竹鑲格,格內(nèi)以螺鈿嵌“宋楊補之梅譜,杭郡金農(nóng)題”11字。

                      去年“王世襄先生藏工藝品”專場12件漆器整體品質(zhì)不如上一場。高30.5厘米的明晚期犀皮漆小方角柜拍至63.25萬元,造型為“一封書”式,方方正正,柜內(nèi)髹黑漆,描金繪花卉紋,柜外以犀皮漆技法裝飾,是清代少見的品種。高27.2厘米的清乾隆金髹木雕十一面觀音拍至48.3萬元。近代名工多寶臣所制紫鸞鵲譜紋雕填兼描漆長方盒,拍至24.15萬元。多寶臣是近代北京名漆工,王世襄《自珍集》載“此盒為當代漆器,但系吾師示范之作,曾目睹各工序制作過程,故彌足珍貴?!逼渌崞餍〖山粌r多為數(shù)萬元。

                      王世襄先生的漆器著作、藏品一開當代漆器研究、收藏之新風,普及了人們對于古代漆器的認識,推動古代漆器的行情,此后日本、香港、臺灣以及內(nèi)地都出現(xiàn)很多專門潛心收藏、研究古代漆器的收藏者,如李汝寬、李經(jīng)澤父子、坂本五郎等人,其藏品對收藏界、學術(shù)研究影響不小。目前,明清宮廷漆器精品的價格在市場上已經(jīng)高達千萬元。

                      葫蘆器的復(fù)興

                      如前述,早在1996年兩件王世襄所藏的葫蘆器成交價就超過10萬元:高6.6厘米的清晚期葫蘆押花福壽紋鼻煙壺拍至12.1萬元,鼻煙壺以長頸小葫蘆夾扁制成,兩面押蝠紋、圓壽字,象牙嵌翠石鑲口;口徑7厘米的“乾隆賞玩”款清模印云龍紋葫蘆碗拍至15.4萬元,葫蘆碗器型周正,碗內(nèi)髹黑漆,外腹上下裝飾回紋,主題紋飾為兩組火珠龍紋,紋飾精美。這一價格在當時可不低。

                      次年春拍中國嘉德上拍的五件王世襄藏葫蘆器,流拍四件,僅“乾隆賞玩”款橫模印葫蘆饕餮紋爐拍至38.5萬元,可謂90年代內(nèi)地最貴的葫蘆器,爐口徑21厘米,扁圓的器型及如意云頭饕餮紋源自青銅器。估價高達40萬至60萬元的乾隆模印葫蘆八仙紋瓶流拍,2003年再拍時估價下調(diào)至30萬至40萬元,拍至63.8萬元。可見1996年估價過高,市場難以接受。葫蘆瓶模印“乾隆賞玩”楷書款,束腰式方形,下肚抹角成“八不正”式,上下八面模印八仙人物紋,紋飾清晰精美,傳世私人收藏品中至今未見相類者。

                      2003年專拍中的八件葫蘆器均高價拍出,四件成交價超過10元,清乾隆“乾隆賞玩”楷書款模印纏枝蓮紋匏蓋罐拍至46.2萬元,清乾隆模印壽字紋尊拍至41.8萬元。

                      去年秋季上拍的25件葫蘆器,品種豐富,蟈蟈葫蘆、葫蘆鴿哨、模印葫蘆、火繪葫蘆等均不乏代表之作,行情也達到了歷次拍賣之最,僅流拍一件,20件價超10萬元,三具一組的清道光官模子蟈蟈葫蘆拍至103.5萬元。民國時期的“鴻”字葫蘆兩對及截口三對拍至78.2萬元,六對民國時期的“祥”字葫蘆鴿哨拍至71.3萬元。王世襄先生親手所制的八支民國“祥”字火繪草蟲葫蘆(圖二十六)拍至36.8萬元,火繪葫蘆片嵌鑲紅木圓盒成對及火繪葫蘆別針拍至32.2萬元。

                      玩賞容易制作難,對于葫蘆器,更難的復(fù)興各種葫蘆種植、范匏工藝。王世襄先生自己種植葫蘆、范模,甚至上手畫稿、火繪,為葫蘆器工藝的復(fù)興身體力行?!墩f葫蘆》專門講述天然葫蘆、勒扎葫蘆、范制葫蘆、火畫葫蘆、砑花葫蘆、針劃葫蘆、刀刻葫蘆的種植技術(shù)及工藝要點,還詳述了各種葫蘆器的用法,鳴蟲種類與所用葫蘆、畜蟲葫蘆各部位等諸多常識。周紹良先生推此書“是迄今為止第一部介紹葫蘆器藝術(shù)的書”。在他的著作引領(lǐng)下,人們開始重視葫蘆器收藏,投入到葫蘆的種植、藝術(shù)創(chuàng)作中,北京、天津、吳橋等地陸續(xù)有人使范匏絕藝重生。

                      竹刻研究帶熱一門藝術(shù)

                      2003年“儷松居長物”專拍,吸引上博競拍的是一件明代朱小松竹刻歸去來辭圖筆筒,以110萬元定向競得。專拍中八件明清竹刻、七件當代竹刻均拍出高價,高17.8厘米的明代朱三松竹根雕老僧拍至264萬元,為當時內(nèi)地最貴的竹刻藝術(shù)品,底刻“三松制”楷書款。明代文人竹刻藝術(shù)始自嘉定朱鶴,其后其子朱纓、孫朱稚征祖孫三代開創(chuàng)了嘉定派竹刻藝術(shù)。朱小松、朱三松父子作品同場拍賣,機遇和價格始無前例。明代竹刻傳世數(shù)量稀少,即便像明代雙螭紋透雕香筒這樣的作品如今也少見,拍至33萬元,筒身透雕兩螭,張吻吐舌,神態(tài)生動。朱氏祖孫作品罕見,市場常見的竹刻多為清制品。高13.5厘米的清代竹根雕采藥老人刻工精湛,圓潤寫實,似雕刻李時珍像,拍至57.2萬元,王先生“疑出封氏兄弟之手而未署名。其藝術(shù)造詣,實可與封錫祿抗衡也?!?厘米大小的清代竹根雕蛙,更是難得一件把玩類藝術(shù)品,動態(tài)雕工精美傳神,19.8萬元的價格超出估價近十倍。

                      2003年之后明清竹刻價格暴漲?!邦櫕k”款清康熙嘉定竹高浮雕山水人物圖筆筒,2005年在香港成交價高達1076萬港幣?!俺继煺鹿е啤笨钋宕┨煺轮竦窀棃D筆筒,2012年在北京也拍至920萬元。當前清代曾供職宮廷的竹刻名家之作,已經(jīng)接近千萬元。

                      竹刻作為一門藝術(shù)盛于明代中期,流行于文人階層,貴在以常見易得竹材表現(xiàn)藝術(shù)思想,唯少數(shù)文化修養(yǎng)較高者才能為之,被稱為文人竹刻。嘉定派之外,明代尚有以濮仲謙代表的金陵派、張宗略代表的留青一派。清代前期竹刻藝術(shù)盛于明代,封錫祿封氏兄弟曾入宮廷獻藝,以吳之王番、封錫祿、周顥、潘西鳳等人為代表。清人金元鈺撰《竹人錄》后,直到近代才有王世襄之舅金西厓撰《竹刻小言》,后經(jīng)王世襄整理于1997年首先在臺灣出版繁體字版《竹刻鑒賞》,該書從竹刻簡史、備材、工具、做法、述例、分派、辨?zhèn)?、恢?fù)和發(fā)展等方面研究,開中國竹刻藝術(shù)研究之先河,推熱了竹刻的收藏、研究,以及當代竹刻藝術(shù)的發(fā)展。在幾代人的努力下,當代竹刻藝術(shù)已經(jīng)流派紛呈,其中不乏藝術(shù)名家,終成一個具有影響的藝術(shù)門類,嘉定還專門建立了竹刻藝術(shù)館。

                      王世襄藏品亦非成能投資品

                      在書畫、古籍、銅爐、鴿哨、蛐蛐罐等領(lǐng)域,王世襄先生亦收藏、研究成就卓著。書畫多源自家藏,2003年秋季亦由中國嘉德拍出。371件古籍部分源自家藏,部分則是他為撰寫研究生論文《中國古代畫論研究》而收藏之書,其實用的目的性、系統(tǒng)性突出,珍稀版本少,1925年傳經(jīng)書社影印一函八冊的宋代李誡編修《李明仲營造法式》也僅拍至89.7萬元,僅三十余件成交價在10萬元以上。曾收入《北京鴿哨》《自珍集》的11組鴿哨、六組蛐蛐罐,去年均在中國嘉德秋拍中拍出,鴿哨(圖三十一)價格昂貴者高達七八十萬元,蛐蛐罐(圖三十二)成交價均在20萬元之上。

                      2003年拍出的銅爐,2010年春季由北京匡時再次推出20件(詳見《文物天地》2010年第9期“宣德爐”專輯,不再贅述),拍得9844.8萬元。明代“崇禎壬午冬月青來監(jiān)造”沖天耳金片三足爐、“大清康熙年制燕臺施氏精造”馬槽爐拍、“大清順治年辛丑鄴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沖天耳三足爐成交價均超過千萬元,由此將銅爐行情引入高價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正處中國藝術(shù)品的行情高點,這批銅爐拍出了前所未有的高價,而去年中國嘉德上拍的四件銅爐,雖是王世襄所藏的最后四件,但因市場元氣未復(fù),每件千萬元的高估價讓收藏者望而卻步。他的藏品也并非件件都能在短時間內(nèi)快速增值,2003年11月以209萬元拍出的明代鎏金銅雪山大士像(圖三十三),2009年11月拍至291.2萬元,六年漲了82.2萬元,增值幅度明顯遠不及房產(chǎn),若計入通脹率,甚至還不抵209萬元六年定期的存款收益。

                      由此也給投資者敲了一記警鐘,藝術(shù)品投資市場并非遍地黃金,即便是王世襄藏品,亦非件件精品,更非萬能投資品。王世襄藏品的學術(shù)性遠高于市場價格,對其品牌價值,或品牌效應(yīng),應(yīng)該著眼于學術(shù)層面的參照和探究,忽視此端,其藏品的價值將大打折扣。這也正是學者性收藏與投資者收藏的分野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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