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的內(nèi)容：中華書局版點校本《史記》，在初版問世54年之后，將迎來首次修訂本；“中華書局版《史記》修訂本全球首發(fā)式”將在北京、上海、香港、臺北、新加坡、倫敦、東京、紐約等24個城市的29家書店舉行。在首發(fā)書店北京王府井書店，《史記》修訂主持人趙生群、中華書局總經(jīng)理徐俊將在現(xiàn)場聯(lián)合簽名售書。

　　微信結尾之處附上了宣傳海報，海報上打上了“偉大的經(jīng)典”的字樣。眾所周知，《史記》正是一部名副其實的經(jīng)典，它囊括了記言、記事、編年、國別等形式，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為“二十四史”之首，影響深遠?！妒酚洝繁环Q為“偉大的經(jīng)典”，又不僅如此，學者顧頡剛領銜整理的《史記》點校本于1959年10月出版，以其分段精善、校勘審慎、標點妥帖，成為半個世紀以來最為通行的《史記》整理本，這也是經(jīng)典之所以成為國人眼中的經(jīng)典的一大原因。

　　海報還打上了“歷史的時刻”的字樣，中華書局版《史記》修訂本首發(fā)的時間，正是今天上午。除了《史記》，“二十四史”其他各史點校本正在修訂過程中。

　　校史獻禮

　　毛澤東重視古籍，好讀史書，讀者的閱讀需求，使得整理出版“共和國版二十四史”成為了當時很多人的共同心愿。

　　《史記》點校本的誕生，最初與共和國領導人、社會的發(fā)展和文化需求密切相關。1954年，在中南海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毛澤東有一天與吳晗坐到了一起，談起《資治通鑒》。毛澤東說，《資治通鑒》寫得好，不過，舊本沒有標點，不分段落，今人讀起來不方便，市上流傳亦已不多，應該找些人整理出一個有標點、分段落的新本子來，付諸排印，以廣流傳。又講到讀歷史應有一部歷史地圖集放在手邊，以便隨時查看歷史地名的方位。

　　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在《人民日報》撰文，提出要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本嫉闹腥A人民共和國版二十四史”。不過，和毛澤東的談話一樣，此時都只是些“建議”。

　　“二十四史”是24部紀傳體史書的統(tǒng)稱，自傳說中的皇帝開始，到明末崇禎皇帝，都記述在內(nèi)。尤其重要的是，“二十四史”以中國歷代王朝的興旺更替為框架，呈現(xiàn)出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另外，毛澤東重視古籍，好讀史書，讀者的閱讀需求，使得整理出版“共和國版二十四史”成為了當時很多人的共同心愿。

　　1957年，鄭振鐸發(fā)表《整理古書的提議》，認為“這是千秋的事業(yè)”，要做成“歷史上最正確、最可靠、最有用的”一個空前的定本。令人遺憾的是，一年后，1958年10月，鄭振鐸因飛機失事殉難。

　　其時，“二十四史”的整理點校工作，已經(jīng)有了眉目。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成立，該小組制定的第一個古籍規(guī)劃中，就含有“二十四史”點校。7月，毛澤東指示吳晗、范文瀾組織標點《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前四史”。9月13日，由吳、范兩人召集，召開了“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討論、確定了“前四史”的點校方案等。接受媒體采訪時，中華書局總經(jīng)理徐俊稱這次會議為“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因為它“決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繪楊守敬地圖兩個歷時彌久的學術項目的走向”，“這兩個項目，實際上是‘文革’前后開展并相繼完成的中國人文學科最重大的成果”。

　　兩個項目之一的“改繪楊守敬地圖”便是后來復旦大學譚其驤先生主持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譚的弟子、學者葛劍雄對新京報記者說：“這次《史記》的點校，政治起到了主導作用?！?br/>
　　同年10月6日，吳晗以吳、范兩人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其中說：“關于標點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各方面有關同志討論并布置，決定于明年10月前出書，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在毛澤東的親自指示下，整理點校工作開始付諸實施。

　　按照計劃，“前四史”都要在1959年10月1日前出版，以作為國慶十周年的獻禮。不過，由于整理工作相當繁復，最后按計劃出版的點校本只有《史記》?！扒八氖贰秉c校本出齊，已經(jīng)到了1965年，“文革”的狂風暴雨在不遠處。

　　學者進京

　　經(jīng)提議，“二十四史”各史點校者都被從外地借到中華書局，抵達京城的學者們獲得了生平難以想象的周全配套服務。

　　“前四史主要由中華書局的編輯或外聘編輯完成，《史記》由宋云彬在顧頡剛點校本上加工而成，《漢書》由傅東華在西北大學點校本上加工撰寫?？庇?，《三國志》《后漢書》分別由陳乃乾、宋云彬承擔?！苯邮懿稍L時，徐俊介紹道。

　　這其中，顧頡剛早在1923年就開始著手標點《史記》，1936年合作完成了《史記》白文標點本。1954年，他調(diào)到北京，與賀次君合作從事《史記》正文及三家注整理。1959年，經(jīng)宋云彬校訂的點校本《史記》，作為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系列的第一本出版。今天全球首發(fā)的《史記》修訂本，即是對這一點校本的修訂。

　　“前四史”的整理點校處于摸索階段，其他二十史的編輯整理雖然確定了點校者，并已經(jīng)“分頭”展開行動，但進度緩慢，“分散在外地院校點校的各史常被教學和科研任務打斷，時做時輟，時間沒有保證，影響進度，連帶質量也要發(fā)生問題”。中華書局趙守儼提議，要求把“二十四史”各史點校者借到中華書局，此事經(jīng)中華書局時任總經(jīng)理金燦然、古籍整理出版規(guī)劃小組組長齊燕銘商量，上報中宣部，得到大力支持。

　　1963年8月，中宣部發(fā)出調(diào)令，“借調(diào)外地的專家共同來進行”，借調(diào)學者包括武漢大學唐長孺，山東大學王仲犖、盧振華、張維華，中山大學劉節(jié)，吉林大學羅繼祖，南開大學鄭天挺，杭州大學任銘善。北京參加的有陳垣、聶崇岐、馮家昇、傅樂煥等學者。同年冬天，除了任銘善外，其他外地學者陸續(xù)來到京城，集中到北京西郊翠微路中華書局大院辦公，留下了一段“翠微校史”的佳話。

　　羅繼祖日后回憶，當時的點校組不吃中華書局的食堂，而是單開小灶，人各一室，每人就在室內(nèi)工作，上下班的時間也不加規(guī)定，自由得很。據(jù)中華書局留存的1964年《二十四史工作匯報》記載，來到北京的學者“在生活方面，掛上了蚊帳，又買了涼席”，當時，“從來自南方的專家獲得增加的大米供應，到解決大家的醫(yī)療問題，乃至添置單人沙發(fā)，無不照應周全”。這些人到京后不久便是國慶節(jié)，每人均獲一張觀禮券，那是羅繼祖第一次登上天安門觀禮臺。

　　學者的集中辦公，加上“后勤”服務到位，學者們結合“前四史”整理的經(jīng)驗、教訓，“對各史具體情況及問題作了全面研究”，又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本校”（本史內(nèi)容各部分的互證）進行的同時，還需要“他?！保ㄒ员臼芬酝庥嘘P史籍及類書等比勘）。這一切，使得1963年至1965年這段時間，整理點校工作進展順利，體例規(guī)范，學術質量得到大幅提升。

　　“這一階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點校的學術基礎，1971年恢復工作，也是在此確定的標準下開展的。”徐俊說。

　　暴風雨前后

　　把階級斗爭理論運用到歷史科學研究，使得一些學者糾結不已，風雨飄搖中，整理點校的工作便難以為繼了。

　　“翠微校史”的佳話，并沒有持續(xù)太久。1965年，點校《唐書》的中山大學教授劉節(jié)“拂袖而去”，離開前，在中華書局批判他的會議上說：“我是學孔子的，我從孔子得到了好處，我不能忘恩負義。馬列主義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學說我用得上。開會總要發(fā)言，發(fā)言就要講真話。我寫了《怎樣研究歷史才能為當前政治服務》，結果就大會小會批判我，在大會上我沒有認錯。很多人勸我退休，我相信黨，所以我不怕?！?br/>
　　劉節(jié)屢屢挨批，1952年，因堅持“資產(chǎn)階級唯心史觀”而被批判，1954年因為說“批胡適搞壞了學風，百年后自有定論”而被批判，1958年因道破“大躍進”真相“什么‘意氣風發(fā)’，一起發(fā)瘋是真”而被批判，“這些都是屬于校內(nèi)或地方性的批判”。1963年，因“明確地提出了反對把階級斗爭理論運用到歷史科學研究”，遭到全國性批判。1966年，發(fā)表《清官是人民的要求，不是統(tǒng)治者的美化》一文，反對姚文元等，他因此成為中山大學“文革”中第一個被批判的教授。

　　劉節(jié)是陳寅恪的弟子。1967年，紅衛(wèi)兵拉劉節(jié)代替陳寅恪挨批斗，問他有何感想，劉節(jié)答道：“我的學問遠不及我的老師，今天我能代替他，是我的光榮！”得到的，不過是又一頓鞭打。

　　除了劉節(jié)，北京學者傅樂煥也在“文革”前后受到了沖擊。傅樂煥是遼金史專家，負責點?！督鹗贰?，和原在北京的其他學者各自在家點校不同，他曾在中華書局招待所住了一段時間。沒過多久，傅樂煥被所在單位勒令回校檢查。

　　羅繼祖曾與傅樂煥連床而居，據(jù)他回憶，傅樂煥“是傅斯年的侄子，讀書時就住在他的家里，生活和學業(yè)上都得到傅斯年的不少幫助。而在上世紀60年代，受‘血統(tǒng)論’影響所及，傅斯年就是反革命的代稱，加之傅樂煥還與胡適有不少關系，這在當時被看作重大的社會關系。所以運動剛一開始，學校就把他作為重點，要求他停止中華書局的工作，回校檢查并接受群眾批判?！?br/>
　　狂風暴雨來臨前后，傅樂煥受到批斗、關押等殘酷折磨，身心痛苦至極。1966年5月，他離開翠微路中華書局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跳湖自殺。繼劉節(jié)出走、傅樂煥投水自盡后，山東大學也來信要求王仲犖、盧振華、張維華回校參加運動。這樣一來，學人四散，整理點校的工作便難以為繼了。

　　1967年，在中央“文革”小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時，曾短暫恢復過點校。趙守儼曾撰文回憶道：“在滿城大字報和口號聲中，居然有一塊地方能夠坐下來讀書、搞業(yè)務，這在當時的北京恐怕是獨一無二的，有幸參加這一工作的知識分子，樂得在這塊小天地里逃避一時，即使在大熱天里來回跑跑，也在所不辭，不以為苦?！?br/>
　　不過，這段時間的整理點?！罢位浅柡Γ瑯它c也要講階級斗爭”。徐俊向記者表示：“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沒有帶入正式出版的點校本中，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br/>
　　1971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姚文元給周恩來寫信，建議恢復“二十四史”的整理點校工作，作為研究批判歷史的資料，“現(xiàn)在一些老知識分子也閑著無事，可以組織一些人來做”。周恩來當天即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標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

　　于是，當年“翠微校史”的學人、編輯又一次聚集，只不過，他們很多人不再是從家里出發(fā)，而是從下放地出發(fā)。比如，趙守儼是被點名首批調(diào)回北京的人，其時，他正在湖北咸寧“五七干?！眲趧??！皬奶镩g地頭，往北京趕，學者們很高興?！笔酚浹芯繉＜覐埓罂蓪τ浾哒f。6月，啟功被告知“二十四師”要調(diào)他去，他聽了一頭霧水：“莫非要把我進一步看管起來？我什么都沒做啊！”第二天才問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他很高興地前往中華書局報到。

　　“二十四史”點校本中的《宋史》出版，已是1978年，前后經(jīng)歷整整20年，“二十四史”點校工作才宣告結束。出版問世以來，各種舊版本的“二十四史”幾乎全被替代，“二十四史”點校本成為海內(nèi)外學界公認最為權威、最為通行的版本，享有“國史”標準本的美譽。

　　回歸學術

　　讓學術回歸學術，這一看似簡單的“程序”，實則暗含了半個世紀、數(shù)代學人的不懈努力。

　　“二十四史”點校本的成書時間跨度太長，這“導致標準和體例不統(tǒng)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參差，有的底本選擇不夠精當，有的?？边^于簡略，標點間也有失誤”，留下了諸多缺憾。隨著學術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點校本的這些缺憾顯露無遺，對其修訂出版也成為學界普遍關注的問題。

　　2005年，在學者季羨林、任繼愈、何茲全、馮其庸等人的倡議下，得到國家有關部門的批示，中華書局2006年啟動了點校本的修訂工作，經(jīng)過調(diào)研和考察，集合全國數(shù)十所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力量，從2007年起，全面開展點校本“二十四史”修訂工作。

　　《史記》點校本的修訂工作由南京師范大學承擔，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史記研究會副會長趙生群擔任修訂主持人，8名修訂成員中包括2名年輕博士。在7年時間里，趙生群和他的伙伴們廣校諸本、撰寫?？庇?、訂補疏誤，并約請?zhí)煳?、歷法、禮制、中西交流等專門領域的學者參與修訂工作。

　　這一次修訂，甚至還從臺灣影印了“景祐本”，即傅斯年圖書館藏北宋景祐監(jiān)本《史記集解》?！斑@是現(xiàn)存最早的史記單刻本，當年傅斯年先生把它帶到了臺灣，我們通過不那么規(guī)范的做法——私下由朋友從某所大學的復印本復制過來?！壁w生群向記者透露。另外，修訂組還從日本購買了一套南宋建安黃善夫刊《史記》三家注合刻本，盡管是已經(jīng)影印的出版物，也花費了近一萬元。在趙生群眼中，“《史記》是一個無底洞”，點校、修訂的工作異常繁重，怎么投入都會覺得不夠。

　　接受記者采訪時，葛劍雄說：“這一次對點校本的修訂，政治也有作用，比如經(jīng)費方面的支持，但發(fā)揮主導作用的，則是學術?！边@一說法與徐俊不謀而合，徐俊解釋道：“上次點校，計劃經(jīng)濟時代行政的作用比較明顯；這次修訂，重大項目學術資源的作用更加突出?！弊寣W術回歸學術，這一看似簡單的“程序”，實則暗含了半個世紀、數(shù)代學人的不懈努力。對于學者們來說，進度與質量的平衡仍然是難中之難，現(xiàn)在政治不起主導作用，但其他因素仍然產(chǎn)生較大影響。

　　“計劃經(jīng)濟時代雖然有各種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強的力量，唐長孺、王仲犖先生等，都在中華書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對面坐著。那時當然有各種政治學習，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煉鋼鐵，下午才能做點校工作。但是那時沒有現(xiàn)在的學術考評、教學任務、科研指標。這次修訂，為了保障各修訂組在現(xiàn)行的學術體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環(huán)境，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總署聯(lián)合發(fā)了文件，要求各承擔單位將此項目按照教育部重點項目對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訂工作的同時，還有繁重的教學、科研任務，確實做得很艱難，時間很難保證?！睂Υ?，徐俊坦承能體會參與者的難處，希望借古籍整理工作，“與教學科研相結合，對各承擔單位的學科建設起到一些積極的作用”。

　　今天，中華書局版《史記》修訂本終于在全球首發(fā)，其他各史的修訂工作正在展開，按照計劃，全部修訂工作將于2015年完成，全部出版工作在2017年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