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書寫作為文人之必備，作為一種高尚藝術(shù)行為，發(fā)展到東晉時代，已經(jīng)是諸體皆備，且呈現(xiàn)出明顯的社會教化功能的流向和氣質(zhì)。王羲之時代的中國書壇文化可謂百花齊放、星光燦爛、人才輩出，繁花似錦。此時，若論書法技藝和成就，可以說，王羲之只是百家中的一家，甚至最初處于劣勢，書法“不勝庾翼、郗愔”。直到身后百年，才聲名鵲起，成為“書圣”。

　　那么，王羲之是怎樣成為千古“書圣”的呢？

　　晉人尚韻，羲之新之變

　　王羲之自幼愛習書法，由父王曠、叔父王廙啟蒙。從小就受到世家深厚的書學熏陶，王羲之書法獲得了很高的起點。王羲之早年又從衛(wèi)夫人學書。她給王羲之傳授鐘繇之法、衛(wèi)氏數(shù)世習書之法以及她自己釀育的書風與法門?？梢哉f，自拔于流俗，不斷超越他人，超越自我，使得王羲之獲得了高標獨秀的文化視野。

　　晉室南遷，偏安江左，善書者四大門戶王、庾、謝、郗均出于北方士族，這次精英階層的大規(guī)模、大跨度的整體搬遷，出其不意地將漢民族文化滲透波及的廣闊地域迅速壓縮至淮水、長江以南一帶(版圖僅為兩漢的三分之一不到)，書法藝術(shù)在這兒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濃縮化、純粹化的過程洗禮，長成一朵奇葩。

　　王羲之志存高遠，富于創(chuàng)造。他學鐘繇，自能融化。他學張芝也是自出機杼。王羲之對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鐘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因此，王羲之不曾在前人腳下盤泥，依樣畫著葫蘆，而是運用自己的心手，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從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shù)融入于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后代開辟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

　　博采百家，極眾體之妙

　　王羲之書法精進也使同代人刮目相看。當時著名書法家瘐翼、郗愔名聲遠播，瘐翼在荊州看見人們臨習王羲之書體，不屑地說：“小兒輩乃賤家雞，愛野鶩，皆學(王)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别趿料蛲豸酥髸?，羲之謙虛道：“(瘐)翼在彼，豈復假此！”但還是給瘐亮寫了章草。一天，瘐翼在瘐亮處見到王羲之寫給瘐亮的章草，發(fā)現(xiàn)王羲之書法已日日精進，今非昔比，因此心悅誠服，給王羲之寫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br/>
　　王羲之的書法處處滲透著魏晉崇尚的那種“不激不勵，風規(guī)自遠”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正好符合中國文化精神，使王氏書風雄霸書壇一千六百多年。王羲之極眾體之妙，而主要成就在楷書和行草書，尤其是行書。其書法具有溫潤超邁、神駿典雅的美學特征。傳世作品據(jù)張彥遠《法書要錄》載有465種，由于朝代更迭，戰(zhàn)亂頻仍，至今已無任何真跡流傳下來，現(xiàn)所能見到的多為摹拓本和以真跡為藍本的刻本。其代表作，楷書有《樂毅論》、《黃庭經(jīng)》、《東方朔畫贊》；行書有《蘭亭序》、《快雪時晴帖》、《姨母帖》、《奉橘帖》、《喪亂帖》、《孔侍中帖》、《得示帖》等；草書有《十七帖》、《初月帖》、《行穰帖》、《遠宦帖》等。

　　帝王推崇，盛書圣之名

　　考研王羲之“書圣”成名史，可見歷史上曾出現(xiàn)過三次大規(guī)模的學王羲之書法高潮。也正是這一次次的帝王推崇的學王高潮，一步步夯實了王羲之千古“書圣”的盛名之基。

　　第一次學王高潮是在南北朝時期，主推手是梁武帝蕭衍。梁武帝把當時的書法排位由“王獻之——王羲之——鐘繇”轉(zhuǎn)變?yōu)椤扮婔怼豸酥醌I之”。在《觀鐘繇書法十二意》中，蕭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猶逸少之不迨元常?！彪m然王羲之仍排在鐘繇之后，但超過了王獻之，這是極大的轉(zhuǎn)變。蕭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評有特殊的感召力。另外，南朝梁庾肩吾《書品》，也列王羲之書法為“上之上”，因而輿論遂定。

　　梁武帝時期，就有人仿冒王羲之的書法，當時內(nèi)府秘藏的王羲之書跡已經(jīng)雜有不少贗品。梁武帝一方面對前朝流傳下來的王羲之書法進行整理鑒定，辨別真?zhèn)?；另一方面，他又將定為真跡的墨寶勾摹出許多副本，提供給王室子弟作為學書的范本。梁武帝曾云：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zhí)扉T，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永以為訓。這句話后來成為后人評價王羲之書法的重要依據(jù)。

　　第二次學王羲之的書法高潮在唐朝，主推手是千古一帝唐太宗。唐太宗不僅廣為收羅王羲之法書，而且親自為《晉書王羲之傳》撰贊辭。通過廣泛比較，唐太宗認為右軍“盡善盡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qū)區(qū)之類，何足論哉！”

　　《蘭亭序》一直是王氏傳家之寶，后來真跡流到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手中，而智永再傳于弟子辨才。據(jù)稱唐太宗曾三次向辨才索要《蘭亭序》，均被他一再矢口否認。后來足智多謀的蕭翼運用巧計才誘使辨才出示《蘭亭序》真跡，從而騙取到手，獻給唐太宗。太宗得之，愛不釋手，下令當時大書法家褚遂良、虞世南、馮承素等臨摹，臨摹本分賜諸王近臣，從此得以傳播。而自己則將真跡秘藏起來，死后還不肯放棄，殉葬于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從此便成絕響。

　　第三次學王高潮則是到了宋代，主推手是宋室300余年間的諸帝王。宋太宗趙光義留意翰墨，購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跡，下旨命侍書王著摹刻于棗木板上，厘為十卷，這就是《淳化閣帖》，當時每個朝中大臣都御賜一部拓片。《淳化閣帖》是我國第一部著名法帖，自漢章帝至唐高宗，及諸名臣，帖中有一半是王羲之、王獻之的作品。高宗亦曾臨《蘭亭序》賜孝宗，于帖后記曰：“須依次臨五百本?！毙⒆跁ㄅc高宗書法不易分別，不無原因。由于宋代諸皇帝都對王羲之，對《蘭亭序》重視，使當時出現(xiàn)了士大夫家家都有《蘭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蘭亭序》各種版本上百種。這在書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現(xiàn)象。

　　在中國書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書者，僅此而已。到宋朝時，王羲之已經(jīng)被推上了“書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從此王羲之在書學史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被確立并鞏固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