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當代文學現狀的批評不時泛起,如外國學者批評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還有些評論家針對當下文學精英立場的退卻而慨嘆“中國不會再出現大作家”。至于批評中國當代文學“缺碘”、“缺鈣”,“中國當代作家喪失想象力”,“當代作家的語言粗俗”等中和一些的聲音更是此起彼伏。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自從開評之日起,就引發(fā)輿論的廣泛關注,其中不乏對參評作品質量的質疑之聲。這些聲音都是社會對文學精神的擔憂和呼喊,試圖將當代文學從沉暮與亂象中拽起,強其筋骨,扶其正氣,鼓其精神,使中國文學從內質上實現真正的繁榮與強大。

　　批評:“刻舟求劍”與“揠苗助長”

　　百年來,盡管文學在中國歷史舞臺上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無論是“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還是新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文學都是先鋒力量,是時代的號角,但是,對當下文學的悲觀之論卻始終如一。

　　這種聲音從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開始,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再到魯迅的國民性批判時至于深刻。他們認為中國文學比起世界文學是弱文學。于是,中國開始向西方文學取經。如果說“五四”時期主要是在精神上向西方學習的話,那么,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先鋒文學則是從形式上進行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實驗。

　　然而,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紀初,隨著國力的強盛和民族文化的蘇醒,“歐洲中心主義”的概念在國人心中發(fā)生了變化。世界再也不是西方為中心的世界,而是一個不同民族共同構成的世界。尋根文學、家族文化以及民族文學的進一步探尋,逐漸喚起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認同。特別是這十幾年來,中國文化也開始向外輸出,西方社會乃至整個世界都開始關注、了解或認可中國文化，文化的自信力有所提升。一些作家開始書寫中國的傳統形象,開始重新去認識傳統文化。

　　同時,在這一時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也比任何一個時代都要強烈,主要原因是,人們期待著同樣品位的文學作品來匹配逐漸強大起來的國家、民族形象。這些批評都在呼喚偉大作家的出現,呼喚偉大的文學時代。

　　古往今來,偉大作家的標準仁智互見,但廣博的文化修養(yǎng)和超越時代、民族、國家觀念之上的人類性精神是最重要的要求。正是在這個高度上,偉大的作家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文化間的沖突,在人類終極問題上有所關照,并且深刻地書寫出時代的形象。

　　假如從這個高度來看目前當代中國作家的狀況,情形的確不容樂觀。近一百年來,中國傳統文化一再地被抑制,而生活其中的作家在自身民族文化的繼承方面缺乏必要的背景。即使目前活躍的一流的大作家們也多半在傳統文化方面修養(yǎng)不足,且多表現為對傳統文化的輕視,這就限制了他們對民族心靈的深刻體悟,使其書寫的中國經驗缺乏深度。

　　另外,對西方文化的學習一直走在半路上,這又使中國作家缺乏廣闊的視野和對未來的深刻判斷。在這種情形下,作家難以寫出偉大的作品?！翱讨矍髣Α焙汀稗朊缰L”正是目前批評家們所面臨的尷尬情形,也正是各種批評之聲云集的原因所在。

　　底氣:獨特而豐富的傳統提供寫作資源

　　但這并不意味著就要對中國文學的未來充滿悲觀之嘆。

　　文學是一個民族與國家精神生活的形象表達。倘若國人永遠都對漢語文學持悲觀甚至絕望之態(tài)度,那么民族與國家的精神生活也就始終處于自卑狀態(tài),民族心理也處于亞健康狀況。

　　在國力逐漸強盛的今天,有必要轉變心態(tài),以欣賞或贊賞的態(tài)勢來看待今天和未來的中國文學。始終不如西方的心態(tài)在很多作家和評論者那里是常態(tài),很多評論者往往拿十八世紀、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一些偉大文學為標準,來衡量今天中國的文學,殊不知即使在西方,也難以重現往日的輝煌。

　　錯位批評也許是今天評論者的誤區(qū)。

　　如果換一種方式,以中國當代作家與世界當代作家對比,或者不以西方的標準為批評準則,多發(fā)現一些中國文學的實績,多一些贊賞,也許就對中國當前與未來文學充滿期待。

　　從文化角度來講,古老的中華文明賦予了國人足夠的底氣,中國經驗由此屹立。中國文學擁有悠久傳統,值得重新致敬。在發(fā)現傳統和復歸傳統的今天,作家們所尋找的中國經驗之一便是獨特而豐富的傳統中國。

　　馬爾克斯曾一度學習西方,但一直是個找不著調的琴手,直到他發(fā)現了拉美歷史的創(chuàng)傷性經驗和祖母講故事的拉美民間傳統,才奏響了偉大的《百年孤獨》。陳忠實也是從先鋒文學的實驗場上轉向中國農耕文化傳統,才發(fā)現和寫出了了不起的《白鹿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白鹿原》不僅僅是三十年以來中國當代文學的最高峰,也同樣是世界文學難得一見的卓越文本。獲得本屆茅盾文學獎的《你在高原》,十卷本浩瀚無垠、波瀾壯闊,其深刻性和精神性被評論者稱道,如此高緯度和長度的創(chuàng)作在當前的世界文壇也屬罕見。

　　從文學創(chuàng)生的機制來看,巨匠輩出的時代往往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如文化共融、時代轉型、思想解放等。典型如軸心時期世界各地諸子原創(chuàng)文學、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中國明清時期文藝復興運動下的四大名著、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現實主義文學和中國的“五四”時期的文學。人類那些偉大的文學幾乎都誕生在這些時期。

　　中國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一直處于文化對話、社會轉型和思想解放的動態(tài)之中,中國文學高原的逐漸上升是有目共睹的。西方一些漢學家認為中國當代的詩歌創(chuàng)作早已與世界同步。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不但成為文學的主力軍,而且顯示出蓬勃的生機,本屆茅盾文學獎評選之激烈就是佐證。作家們在面臨市場的考驗、生存的艱難和社會的詰難下,進行了分化、轉型,文學生態(tài)表面上看遠不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那樣純粹而美好,但是,恰恰在這樣的社會轉型中,那些真正的、優(yōu)秀的、深刻的作家也便突現出來。史鐵生、張承志、張煒等這些始終思考中國命運、人性深度、民族苦難和中國經驗的作家便漸漸地顯示出其不凡的品質。

　　從文學形式和媒介的發(fā)展來看,這也是個文學得以繁榮的時代。影視和網絡的產生,影響了文學的生產和傳播,文學得到了進一步的解放。政治的、地區(qū)的、國家的、文化的限制越來越小,文學變得更為自由。這樣的機制前所未有。

　　所以,有理由相信,一個文學復興的時代正在徐徐鋪開。文學需要更多的解放、勇氣、膽識與自信,中國文學批評也需要更多的寬容。

　　徐兆壽（作者為西北師范大學國際文化交流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