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訴郭慶祥名譽侵權案日前由北京市昌平區(qū)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審宣判。判決被告郭慶祥賠償七萬元人民幣，并向范曾書面道歉。未見法院的判決書全文，不過依照多家媒體的報道，法院做出如此判決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郭慶祥在《藝術家還是要憑作品說話》一文中，“通篇對范曾的詩、畫、書法、作畫方式及人格分別做出了貶損，如‘才能平平’、‘逞能’、‘炫才露己’、‘虛偽’等，造成其社會評價的降低及精神痛苦，郭慶祥的行為已構成對范曾名譽的侵害?！倍且驗椤肮鶓c祥曾收藏范曾作品，二人的交易行為中存在商業(yè)利益，故郭慶祥稱其文章為純粹的文藝評論的觀點，法院不予采信?！?

　　必須承認，我被這一判決震懾住了，甚至不得不把僅有的一張存折翻出來，借以掂量掂量自己言論的分量。因為前不久我也曾在報上撰文，對范曾的畫藝提出了批評。按照法院判決書的意旨，在那篇題為《說說范曾》的文章里，我是不是也對范曾的“詩、畫、書法、作畫方式及人格分別做出了貶損”呢？

　　作為強制性的社會規(guī)范，法律對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都具有普遍約束力，其中當然也包括藝術活動。但是人們應當清楚，法律深入社會不同領域的強度是不一樣的。禁戒肢體暴力，法律的強度極高。可是針對橫穿馬路的行為，法律的強度就明顯降低了。

　　同樣的道理，在藝術的自治領域中，法律的作用也應該是有限的。藝術活動自有獨特的價值與法則，任何別的社會活動都不可能在取代它的同時不損害藝術本身，即便是法律也不例外。因此，法律為藝術活動提供的應是基本的服務，即“公正”。至于像范曾的藝術成就有多高，詩書畫的品質究竟如何，作品是否具有藝術價值等問題，法律既無判斷的能力，也無裁決的權威。如此，法院又怎能分辨什么是貶損，什么是批評呢？

　　至于法院因范郭二人存在交易行為與商業(yè)利益，即裁斷郭慶祥的文章不是純粹的文藝評論，怕也是對法律精神的一種悖逆。試想，假如我因買到遭蟲蛀的黃瓜，向菜販提出批評，難道這一定不純粹嗎？更極端一點，如果一個人找零時收到另一個人的假鈔，是不是也不能抗議，僅僅因為他們之間存在交易與利益？

　　一紙判決，讓我被迫做出反省，思考藝術批評的邊界究竟在哪兒？但最后我卻不得不質疑，在藝術的領域里，法律的邊界又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