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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貨市場淘來巴金手札 七封信牽出大歷史

                    中藝網(wǎng) 發(fā)布時間: 2010-03-18
                    一疊薄薄的從舊貨市場淘來的巴金手札,無關(guān)對通信人隱私的獵奇,映照出的是20世紀前半葉的中國劇烈變化的面容?!?br/>
                    ■人物簡介

                    趙瑜:1955年生,山西長治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曾做過職業(yè)運動員和籃球教練。1978年開始發(fā)表作品。著有中長篇報告文學《中國的要害》、《太行山斷裂》、《但悲不見九州同》、《第二國策》、《革命百里洲》、《晉人援蜀記》等,參與并推進了當代報告文學的發(fā)展,尤以體育三部曲《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diào)查》影響深遠。曾獲魯迅文學獎、徐遲文學獎、趙樹理文學獎等。導演過紀錄片《內(nèi)陸九三》、《大三峽》等,另有電視劇編劇作品《山里人》、《深層》、《趙樹理》等。

                    在古董舊貨市場上淘出點名人以往的書信紙墨,大概不算得是多么離奇驚人的事情吧?也許,七十多年前,巴金寫給山西女讀者趙黛莉的這7封信,最尋常的命運,要么僅僅是一個收藏愛好者的藏品,要么是獻給博物館、研究機構(gòu)的一份歷史資料罷了。

                    但遇上這7封信的人是著名的紀實文學作家趙瑜,這位因《強國夢》、《馬家軍調(diào)查》等作品而名聲大噪的山西作家,由于對歷史的好奇、對人物命運的關(guān)注和對生活的敏感,他開始了對收信人黛莉的尋找之旅。

                    那一張張枯黃的信紙,因為他的找尋,在歷史與現(xiàn)實之間還原出鮮活的靈魂,變成了一本書——《尋找巴金的黛莉》。巴金、黛莉、閻錫山兵工廠的工程師、黛莉的族人、乃至于古董商趙從平等不同歷史時期的人物的顛簸命運,那些相關(guān)卻又各不相干的故事,就這樣毛茸茸地聚在一起,映射出的是一代知識分子的理想追求,是山西20世紀前半葉劇烈變化的側(cè)影,是一個山西大家族在戰(zhàn)爭與革命中的分崩離析,還有中國近代社會走向現(xiàn)代化過程中的歷史之傷。

                    這樣說好像有些復雜了。其實這本書寫得像一部精心構(gòu)造的紀錄片,講的全是人的故事,帶著懸疑的色彩,有活生生的畫面感。歷史其實就是講故事,在精彩的故事中聽出唏噓,才顯出講故事人的本事。

                    《尋找巴金的黛莉》一出爐便紅遍了晉陜大地,多家報紙毫不忌諱地同時連載,那種熱情無關(guān)對隱私的獵奇,而是驚嘆于薄薄的信紙竟然承載起歷史和現(xiàn)實之間最豐厚的部分。

                    因為這本書,黛莉在年近90的高齡突然成了新聞人物,大大地出名。在打電話向趙瑜表示感謝的同時,她懇請作家不要告訴媒體自己的地址,以便守住自己難得清靜的晚年歲月。

                    ◆訪談

                    ■找到黛莉這個人并不是目的,但結(jié)果令人喜出望外,她竟然還健在

                    記者:您是在古董市場偶然得到這七封信的,為什么會起意尋找黛莉,并決定把這個過程寫成一本書呢?

                    趙瑜:作為收藏愛好者,首先增加了我發(fā)現(xiàn)這七封信的機會,這個發(fā)現(xiàn)本身有其偶然性,但是尋找黛莉確實是我有意為之的。雖然結(jié)果比較完善——竟然黛莉還活著,書中得以展開她的歷史,但實際上我在找的過程中并不知道她還活著。探索這件事的目的不是為了找到這個人,實際上是在觸摸歷史,在追尋歷史對人的命運、對上一代知識分子、包括給山西這塊土地帶來了什么。而很多對歷史的認識恰好是我作為一個山西作家在以前就儲備的,比如書中涉及的對戰(zhàn)爭、土改的認識、對山西知識分子教育的認識、對大家族的認識等等,這是個整體發(fā)酵的產(chǎn)物。

                    記者:在一開始決定尋找黛莉的時候,您就確定這個過程能夠觸及這么豐富的歷史內(nèi)涵嗎?

                    趙瑜:一開始我以為找她很容易,以為她家就在太原,這家人可以走訪走訪吧?沒想到她出身在那么一個大家族,而且一家人作鳥獸散,所剩無幾。戰(zhàn)爭和土改斗爭的慘烈,讓一個大家族在轉(zhuǎn)瞬之間消亡,讓我感到越來越有意義,而且其中還找錯過人,引出和閻錫山的兵工廠有關(guān)的另一段歷史。這些事就牽引出我的興趣來了。再一個因素,就是賣給我信的古董商趙從平突然遇害,對我也是一個非理性的刺激,老趙的去世讓我感到非常悲涼。作家需要激情,中國作家的通病就是缺乏真情,這種激情促使我找下去,最終的結(jié)果是喜出望外,89歲的黛莉還健在。

                    記者:我看到一些讀者的反應(yīng),認為找到黛莉后寫得不夠多,不夠過癮,這是為什么呢?

                    趙瑜:這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老太太年近90,讓她回憶太多也難,回憶也是痛苦的事。而且寫她的時候很少歡樂,所以應(yīng)該延續(xù)前面節(jié)制的風格,點到為止,而且到后面展開一個很大的人物故事,從比重上也不太均衡。黛莉后來的命運,很多人其實也可以聯(lián)想得到,所以也留下一定的空白。

                    記者:您書里沒有提到,后來那么長的時間黛莉和巴金為什么不再聯(lián)系了呢?她怎么看后來的巴金呢?

                    趙瑜:她主動講過,后來她也看過很多有關(guān)巴金的作品,包括巴金夫人蕭珊寫的回憶錄。沒有再跟巴金聯(lián)系的原因,是因為抗戰(zhàn)開始以后,她實在沒辦法解釋清楚自己復雜的家庭背景。

                    ■對巴金那代知識分子,對革命和歷史的認識和反思,才是目的所在

                    記者:我看這本書的感覺,它像一棵樹,主干雖然是尋找黛莉,卻生出很多旁的枝節(jié),涉獵到歷史與人的命運的很多方面,巴金與黛莉之間的故事倒不重要了,采用這種寫法有什么考慮嗎?

                    趙瑜:實際上,單獨發(fā)表巴金七封信是一種寫法,單獨寫黛莉的故事也是寫法,但現(xiàn)在的寫法在作品升華和反思的意義上更大。難道寫巴金與黛莉之間的通信僅僅是獵奇嗎?如果僅僅是尋找黛莉的主干,就不夠豐富和多元,也缺乏我個人的認識和情感。所以必然有旁支,當然這個旁支要適度,還要有非虛構(gòu)文學的基本框架。作家的主體意識確立在作品中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書中我就想提土改,想關(guān)照二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tài),里面小閑話挺多,貌似偏離主干,但卻使得這個故事更有意義,把正面的寫作變成反思。

                    記者:確實在作品中能看到您的反思意圖,比如從巴金的信里引申到二三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況,看到老一輩文學家對信仰的堅持,以及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這種信仰和責任感和文學的關(guān)系,還有從巴金對待黛莉這樣一位讀者的態(tài)度等等,其實您想討論的是一個真正的文學家應(yīng)該是什么樣的問題,反照是當下作家所缺乏的基本素養(yǎng),是嗎?

                    趙瑜:寫所謂歷史題材的故事實際上是關(guān)注當今的,現(xiàn)在我們的文壇毛病比較大,也包括我自己在內(nèi),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育,一片金錢私欲之聲。作家更本質(zhì)的東西便淡化了,作家跟民眾的關(guān)系徹底模糊了。我不想做精英,但我覺得精英意識并不應(yīng)該反對,一個民族相對先進的一部分人的工作,會對這個民族帶來什么樣的影響,是應(yīng)該重視的。在作家內(nèi)部我們應(yīng)該提倡什么、反對什么,是應(yīng)該考慮的。

                    很多人從書里看到了不同的東西,比如有人看到思想史的變革,無政府主義曾經(jīng)那么流行,影響了很多人,巴金是其中的代表;有人還覺得這是對山西這塊土地的再認識,還有不回避革命的殘酷歷史等等。實事求是地抒寫歷史、反思歷史、關(guān)照歷史,是一個作家應(yīng)盡的職責,而反思的正是當今的狀況。

                    記者:書中我印象比較深刻的,還涉及一些對五四以來的思想變革所帶來的社會影響的思考,比如“家”的概念,青年趙黛莉在巴金《家》等作品的影響下,走出封建大家庭到社會與民眾中去,但是黛莉輾轉(zhuǎn)多處,卻始終也沒有走出“家”的網(wǎng)絡(luò),而她最終的命運,也沒能得到自己完整的小家庭。其中頗為意味深長。

                    趙瑜:確實意味深長。我們國家封建帝國時期的基本的單元就是家,大到家族,小則家庭,構(gòu)成了一個區(qū)域里的鄉(xiāng)村政治,這種鄉(xiāng)村政治最終構(gòu)成了中央集權(quán)。這沒有什么對和錯。五四以來的主流思想就是不破不立,推倒了重來。打破家庭走出去,是巴金那一代人迫切的革命理想。但是丟掉家庭會是什么樣呢?

                    我著意反思這個問題,很多職業(yè)革命家庭里都親情淡薄,這不是刻意的,而是因為五四以來的革命傳統(tǒng)帶來的影響。我的父母都是黨的干部,我們的家庭就是這樣。很多像我這樣家庭出來的人,都會有和父母有很多的隔膜和矛盾,甚至因為那種不是刻意的冷漠,而帶來痛苦的家庭關(guān)系的例子在作家中也不少見。

                    一切社會革命理想的終極目的,應(yīng)該是讓每個人、每個家庭都生活得更好。家丟掉是不行的,也是丟不掉的。這些都不是什么深奧的道理,而是知識界已經(jīng)普遍意識到的話題,我不過通過這個作品很自然地寫出來。

                    ■要是覺得苦和累,只能說明他不適合當作家,尤其是非虛構(gòu)類作家。因為他不覺得這是個樂兒

                    記者:以往您的作品都是宏大題材,這次的風格有些不一樣,從小處入手,寫個人的命運,語言風格也有了一些變化,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變化呢?

                    趙瑜:其實我的作品一直有大有小,過去大家熟悉的都是宏大敘事,更關(guān)注《體育三部曲》、《晉人援蜀記》,還有獲得魯迅文學獎的《革命百里洲》等,但其實我是從寫散文開始的,也寫過小說,所以寫這種東西不算是新的嘗試。

                    文體方面大家夸贊較多,但我自己不以為然,職業(yè)作家不會寫東西也不對。作家每一次寫作都應(yīng)該有自覺的文體意識,創(chuàng)新才是文學藝術(shù)的生命所在。我非常重視作品的文藝色彩,特別是文學語言。寫得克制和溫和,可能和年齡有關(guān),不愿寫得那么白,不愿有話語霸權(quán),跟讀者進行平等的交流是很重要的。

                    我尤其煩用歐化的語言來寫中國的故事,我們這么多年來受翻譯體語言的影響大于受古典文學的影響,我還是非常希望從古典文學和民間文學中吸取營養(yǎng)。最近有人邀請我寫籃球,我都差點想到用韻腳、快板書的手法來寫。

                    記者:您似乎很久沒有寫體育題材的作品了吧?

                    趙瑜:體育題材我自己已經(jīng)亢奮不起來,而且寫體育并不節(jié)約時間。寫其他的題材我能夠交叉進行話題研究,比如我寫宜萬鐵路的修建,順便就能研究詹天佑最早成立工程師學會的問題。

                    其實這些年一直有很多人找我寫足球,但我不寫,是因為太憤怒了。憤怒出詩人,但不能出紀實作家,在這種情緒下不能理性地進行調(diào)研和分析。但寫籃球一點不累,因為自己吃這碗飯長大的,特別明白。我從小打籃球,一直打到地區(qū)成年隊的教練。所以這次寫籃球我就是一種玩的心態(tài)。

                    記者:我看到一些評論說到您是“田野調(diào)查式寫作方式”,是指您四處走訪調(diào)研,掌握大量資料再寫,這是寫紀實作品必需的一種方式吧?

                    趙瑜:這是基本功,但理論上對小說家來說也一樣。過去中國人最推崇一句話: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如果只是在家里讀了萬卷書的話,頂多是個藏書家。必須走萬里路才能認識這個世界。即便現(xiàn)在人們對信息的掌握多少可以依托網(wǎng)絡(luò)和電視,但它們提供的畢竟是虛擬的、元素式的,比如你在電視上看見西藏和你真的去西藏能一樣嗎?在電視上你怎么也不知道缺氧是個什么感覺,你還是得走出去。

                    記者:這樣一種寫作方式對于很多人來說,一定覺得成本太高,也會覺得太辛苦吧?

                    趙瑜:生活對一個好的作家或藝術(shù)家來說,一定是公平的。有些人確實也說過這種方式太苦太難了,一方面我們可以鼓勵他說,文學創(chuàng)作哪有那么容易呢?另一方面,覺得苦和累的話,只能說明他不適合當作家,尤其是非虛構(gòu)類作家。因為他不覺得這是個樂兒。

                    紀實之路

                    ■報告文學的新探索

                    運動員出身的趙瑜是個攝影發(fā)燒友,常常出沒于晉東南地委攝影組。這個攝影組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很前衛(wèi)地引進了一臺攝像機,于是他和山西省電視臺便搭上了關(guān)系。

                    省臺的年輕記者周軍不滿足常規(guī)的新聞報道,想嘗試著拍點紀錄片,于是拉上晉東南地委攝影組的年輕人一起合作,三人組合拍了紀錄片《太行山區(qū)幸福路》。片子表現(xiàn)的是封閉的山區(qū)百姓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克服困難開鑿出通往外面世界的山路的故事,片子播出便獲了獎。那是趙瑜第一部電視紀錄片,與他合作的周軍,如今是鳳凰衛(wèi)視執(zhí)行副總裁。

                    紀錄片的成功引來了晉東南地區(qū)第一部電視劇的誕生——同題材的電視劇《山里人》,趙瑜是編劇。省電視臺到趙瑜就讀的晉東南師專借人,他一時成了學校的風云人物。尚在讀書的他加入了作協(xié),學校里另外一位享此殊榮的人是中文系教授,這讓他有一種“夸張的喜悅”。

                    當時晉東南文聯(lián)與礦務(wù)局合作辦了一個名為《熱流》的刊物,創(chuàng)刊號的頭條要寫礦務(wù)局,文聯(lián)主席到師專找趙瑜,讓他趕緊來一篇。于是趙瑜的第一篇報告文學《新形象的誕生》就這樣出爐了。寫的是領(lǐng)導出國考察,深受啟發(fā),回來改革煤礦工人的生活工作條件。作品很快獲得了“礦工最喜愛作品獎”等諸多獎項。趙瑜說這從此奠定了他之后的作品以人為第一要素的基調(diào)。

                    這篇作品的成功給了趙瑜極大的信心,原本愛寫詩歌、散文的他對報告文學產(chǎn)生了極大的興趣。于是便有了寫公路交通問題的《中國要害》,發(fā)表在《熱流》之后被《新華文摘》轉(zhuǎn)載,并作為報告文學的新的文體探索來進行討論。

                    趙瑜一下子在山西省名氣響了起來。他覺得:“喲,我真的能寫這個!”于是決定接下來要寫一部拿得出來的作品。當時全國各行各業(yè)都在改革,趙瑜做了很多年職業(yè)運動員,深為體育界“一金遮百丑”的現(xiàn)狀感到困惑:金牌和老百姓的健康有什么關(guān)系么?

                    帶著這樣的思考,趙瑜寫出了讓他在全國一炮而紅的《強國夢》,之后他又乘勢寫了著名的《兵敗漢城》。

                    ■紀錄大片專業(yè)戶

                    90年代初期,伴隨著鄧小平南巡講話的重大影響,山西電視臺決定制作一部與改革有關(guān)的大型紀錄片,于是趙瑜集系列片《內(nèi)陸九三》總撰稿、總編導、主持人于一身,花了三四年的時間,探討閉塞的內(nèi)陸地區(qū)在改革中所面臨的地域、歷史、文化等種種話題。

                    這部作品播出時飽受好評,獲了不少獎。然而趙瑜卻深感拍紀錄片不如寫作自在,時逢紅極一時的田徑“馬家軍”兵變,趙瑜立刻興致勃勃地走進這一題材。在《強國夢》和《兵敗漢城》之后,不再滿足于僅僅提出問題的他,深入中國體育體制的土壤,探究其問題。1995年,《馬家軍調(diào)查》完成。稿件在圈內(nèi)流傳,好評如潮,無奈一時不能發(fā)表。

                    趙瑜于是又去拍紀錄片,因為有《內(nèi)陸九三》的成功,這回他接拍的是央視大片《大三峽》。于是,成長于黃河流域的趙瑜,愉快地開始了長江文化的探究。那幾年,除了《大三峽》,他拍的全是大片,《科教興國》、《改革開放二十年》等等。片子拿了不少獎,好評不少,他說,那時的成功,讓自己瘋瘋癲癲特膨脹,央視還差點跟他簽了長期拍大片的約。結(jié)果,他還是放棄了。

                    歸根結(jié)底,他還是喜歡寫作的自由。

                    1998年,他去《中國作家》雜志取回《馬家軍調(diào)查》的稿子,想著是不是換個地方試試門路,好歹換點稿酬。結(jié)果編輯蕭立軍攔住了他,在他的力推下,《馬家軍調(diào)查》得以出版。趙瑜說,之后的轟動和爭議,他已經(jīng)感覺麻木。

                    后來他到了抗洪第一線,卻意外地發(fā)現(xiàn)了位于長江中的孤島百里洲,那個島上自給自足的農(nóng)耕方式和百年歷史中農(nóng)民的命運,深深震動了趙瑜,于是他花了4年的時間對這個小島進行“田野調(diào)查”,寫下了《革命百里洲》。2004年,《革命百里洲》除了獲得徐遲報告文學獎之外,還獲得第三屆魯迅文學獎。

                    ■擋都擋不住的獲獎

                    趙瑜獲過大大小小許多獎項,包括各種文學獎和“五一勞動獎?wù)隆钡鹊?。有些獲獎的故事,說起來還挺有趣。

                    他說,自己的作品中,唯一沒獲過獎的是《馬家軍調(diào)查》。也許是當年掀起的風浪太大,名聲蓋過了獎項。

                    《強國夢》一開始爭議很大,但在問世15年之后,突然開始獲各種大獎,擋都擋不住。先是“首屆徐遲報告文學獎”,那評的是1978年到2000年二十多年的作品。然后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優(yōu)秀報告文學獎”、進而“建國60年優(yōu)秀報告文學獎”。趙瑜說,大概是經(jīng)住時間的檢驗了。

                    他獲過的最稀罕的一個獎,乃是“央視MTV”大獎,又稱“音樂電視獎”。1996年,愛唱民歌的女記者李亞蓉包裝“民歌大王”賀玉堂的新聞鬧得沸沸揚揚,她自掏腰包為賀玉堂跟自己合唱的《莊稼漢》拍MTV,請的導演就是趙瑜。經(jīng)費很緊,趙瑜友情幫忙,用了很多自己團隊保存的農(nóng)村資料片,加上在河曲地區(qū)的外景,完成了這個土得掉渣的MTV。這個音樂電視作品在央視播出之后反響熱烈,曾引起了音樂界“中國音樂往何處去”的大討論,也為后來“原生態(tài)”音樂潮做了預(yù)熱?!肚f稼漢》后來獲央視音樂電視銀獎和特殊榮譽獎,后來成為大學影視教材中MTV拍攝的范例。

                    當他不拍紀錄片之后,別人以他為主角拍攝的紀錄片倒獲了個國際大獎。他翻了半天自己的記事本,想找找導演來告訴他喜訊時自己記下的獎名,一時卻無果。他一臉覺得好玩又覺得無所謂的表情:“那叫個什么獎來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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