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春—2007年1月，揚州唐城考古隊在揚州市級文物保護單位“鐵佛寺”以東地帶進行了考古勘探和發(fā)掘工作。結合多年的考古調查勘探、發(fā)掘研究和文獻記載可知，鐵佛寺周邊涉及唐羅城北墻、唐子城東墻和南墻、連接子城護城河和古邗溝的唐羅城遺址北墻西端的水關遺址、五代揚吳楊行密行宮等遺址。鐵佛寺西側的高崗上曾于20世紀80年代發(fā)掘出唐代作坊和水井等遺跡，據文獻記載鐵佛寺即為五代“楊吳”皇帝楊行密的行宮。通過本次勘探和發(fā)掘，再次確定了該地東北隅的高崗即為唐代子城城墻東南角和唐羅城北墻西端的連結處，確認了唐子城南墻的南緣，找到了唐羅城北墻南北邊緣的跡象。
唐子城城墻殘存夯土為青灰色土夾少量瓦礫，土色略發(fā)暗紅，土質較為純凈，灰白色表面上殘存有夯窩。夯窩為圓窩狀，直徑一般在10厘米以下，多為6—8厘米；夯窩間距一般也在10厘米以內，多為6—7厘米。唐子城城墻南緣，可能是隋代河塘淤沙所形成的堆積。唐代城墻均坍塌嚴重，其上殘存有大量的紅燒土塊。
在高崗的缺口處，依據原有地勢對暴露出的斷面進行了簡單清理，局部揭示出了城墻堆積的結構。從地層關系結合出土遺物來看，唐羅城城墻墻體可能包含有2期，早期依照原始高崗地貌，平整夯筑加高，其時代最早為唐代中期，后來可能在城墻內側進行了補筑加寬，但是2期城墻的準確時代和分期關系尚不明了，有待于今后的發(fā)掘工作進一步加以揭示。
城墻交接處東南的唐羅城城墻上有深達距現高崗地表5米的凹陷，寬度因被水溝破壞而無從得知，凹陷處均為宋代堆積，推測此處可能就是唐羅城北墻上的水關殘跡。
西部臺地的頂部大致為北高南低的斜坡狀，在此揭露出了屬于五代、宋元時期的建筑基址、鋪磚路面、砌磚水道、水井等遺跡現象。路面寬約0.9米，南北延伸約5米；水井直徑約1.45米，井圈磚砌而成；建筑基址之上覆蓋有一層紅燒土，地層中夾雜有大量的磚塊瓦礫等建筑廢棄物。雖然受勘探條件的限制，建筑的準確時代、分布范圍、形制布局以及歷史演變等內涵尚不能完全把握，但是可以據此推測附近可能有大型的建筑遺址。因建筑基址向南延伸，為了較為清楚地揭示遺存的內涵，開展了磁探和鏟探工作，發(fā)現該建筑基址向南延伸達40余米，鋪磚上殘存大面積的紅燒土堆積。
在建筑基址的東側清理出距離建筑基礎面9.2米的水井，基本用帶“官”字款的整磚券成，井內出土了較多的蓮花紋瓦當、“官”字款磚以及帶有“官”、“官白”、“官山”等戳印的板瓦以及筒瓦、鋪地磚、銅錢、瓷片等大量遺物。井內出土遺物的時代分別屬于唐、五代和北宋時期，井底出土遺物難以上溯到晚唐以前。
據文獻記載，該地原為唐光化年間(898—901)淮南節(jié)度使楊行密故宅，天復二年(902)楊行密被封為吳王后舍宅為寺，初名光孝院，后因北宋建隆四年(963)在寺院內鑄造鐵佛故改名鐵佛寺，此后又名興化寺、興教寺等，寺中原有光化塔，南宋理宗端平年間(1234—1236)寺塔均毀，淳祐九年(1249)重建，明宣德九年(1434)重修。
井內出土的蓮花紋瓦當為晚唐五代形制，說明該建筑基址的始建年代當在唐末，即該處的建筑基址至晚出現于晚唐。從井上疊壓的地層、井內堆積層次和出土遺物可以推測出井的修建不早于唐，井的廢棄年代最晚當在南宋。這與文獻記載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認為該井最早可能位于揚吳鐵佛寺行宮中，北宋時期寺院被繼續(xù)延用，南宋時期寺院廢棄，瓦當、筒瓦、戳印瓦、鋪地磚、磚等建筑構件被填入了井內。
結合原有資料和文獻記載，可以基本確認唐羅城北墻與唐子城南墻和東墻的連結位置，對于進一步解明唐城的范圍及其整體形制布局具有重要意義。出土的大量建筑構件，很可能就是揚吳光孝院的遺存，對于揚吳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出土的磚補充了揚州出土磚的資料，為建立揚州城磚和其他建筑用磚的序列提供了較為準確的實物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