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青年批評家論壇暨第二屆深圳美術館論壇”上，本報記者獲悉北京大學師生正在深圳調研大芬村。于長江博士說——

大芬村是畫界的“流行歌曲”

11月30日，由深圳美術館和澳門塔石藝文館主辦、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協(xié)辦的“中青年批評家論壇暨第二屆深圳美術館論壇”在深圳召開。記者在論壇上獲悉，北京大學師生正在深圳調研大芬油畫村。本報記者獨家采訪了參與課題研究的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于長江博士。于博士從社會學和傳播學的角度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珠三角藝術家群落的典型代表

記者：您能介紹一下北大這個課題組的基本情況嗎？選擇這個課題最初的想法是什么？課題的目的和方向是什么？

于長江：這其實不是一個課題研究小組，完全是出于兩個學生和我個人的興趣。我不是他倆的導師。他的導師是研究經濟的，我是研究社會學的。他們的導師不在深圳，就交由北大深圳研究生院指導。我們仨共同對大芬油畫村感興趣，我是把大芬村作為藝術家群落來研究的，他倆最后的論文題目由他們自己定。

記者：從社會學的角度，您怎樣定義大芬村？于長江：可以把它作為藝術家群落，應該叫“畫家群落”或“畫工群落”。我國改革開放后，許多地方曾出現過畫家群落，呈現不同的形態(tài)。我們不做評價，但可不可以把大芬村作為珠三角藝術家群落的典型代表？北京過去的圓明園畫家村與現在的宋莊以及上海的畫家村接近，主旨都是為藝術。雖然可能是掛羊頭賣狗肉，但大芬村不掛羊頭，或者沒必要掛羊頭。我在調查中發(fā)現，大芬村的畫工內心非常自卑，從藝術的角度上說，他們認為自己是逃兵、弱者、開小差兒的人，內心覺得自己是向世俗、常規(guī)妥協(xié)的人。但他們能從社會學上構建解釋體系，包括他們的人生：以自己愛好的東西解決經濟上的問題，比北京畫家村畫家餓肚子好。他們既自卑又覺得有優(yōu)越感，他們奉行苦行文化。我親眼看到他們吃鍋里的面條，剩不了幾根了還用畫筆往外撈著吃。因為他們苦行所以有優(yōu)勢。所以，我們不把大芬村的畫家放在北京、上海畫家之下。

最后的方向就是景德鎮(zhèn)

記者：您怎樣看待他們的批量生產？

于長江：他們把凡高的畫復制30張，每張賣30元。有人問，既然這樣為什么不直接印刷呢？應該承認他們是勞動密集型，他們不是理想化的藝術群落。大芬村是不同于北京和上海的新類型。如果簡單地解釋為勞動力的話，那這種解釋太粗糙了，把他們的許多價值都屏蔽掉了。他們中也有許多人也搞創(chuàng)作。大芬村也可能會形成一個藝術流派，不僅僅是一個產業(yè)。就像音樂的流行歌曲一樣。新工業(yè)時代出現流行歌曲，在美術界也出現了年畫，年畫這樣的行畫形成一個主流，就成流行歌曲了。行畫的畫師認為自己是茍且偷生，大芬村的畫家也這樣認為自己。

流行歌曲不是沒有價值，它的特點是對社會反應快。人們喜歡的不一定就是低俗。一個喜歡凡高畫的人花30元找人臨摹一張，不是印刷的，是人畫的也是有一定修養(yǎng)的。音樂的工業(yè)化——流行音樂人們也喜歡，畫工就像流行歌（作者、演唱者）一樣有自我提升的愿望。我剛到深圳大芬村時一看：啊，原來（畫畫）還可以這樣干！大芬村最后的方向就是景德鎮(zhèn)。

記者：你們的調查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于長江：去年去看的，今年春天開始調查、做研究的。

大芬村是一個“共同體”

記者：有沒有從其它角度研究大芬村？

于長江：從社區(qū)研究的角度。1996年前后，我國開始使用“社區(qū)研究”概念研究社會學。社區(qū)原來是社會學里的一個術語，也叫“共同體”，就是英文的Community。上世紀80年代，社區(qū)一詞很時髦，后來民政部就把它放到現在的“社區(qū)”里了。社會學里的社區(qū)是指人們對一群人的看法。我們所說的“歐共體”、“國際社會”都是這個意思。過去，人們習慣上把社會／社區(qū)定位在某個地方上，而現代的社會是不用地域來劃定的?，F在把社區(qū)一詞用得最好的就是網絡。其實，社區(qū)最關鍵的一點就是這群人要有共同命運。當我們把全人類綁在一塊的時候，叫國際社區(qū)。社區(qū)是社會學的一個研究方法。我們可以把大芬村當作一個有共同命運、感情聯系、非功利的共生性的群體的時候，我們會發(fā)現大芬村有內在的關系、紐帶，是熱關系、熱紐帶。這個虛擬的關系中有利益的共享。“社區(qū)”、“公社”和“共產主義”的共同詞根就是“共”，也就是“共享”。經過調查研究，對大芬村的內部結構分析看，他們表面上分散，但有一個潛結構、網絡結構。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頭兒。因為活兒不好接，所以找到活兒后，他們會自然地分配，如畫框由誰來做、畫布誰提供、畫由誰來畫，在各種關系中平衡。

因為有共同的“場域”而找到存在的意義

記者：我還有一個問題一直不明白：大芬村在近幾年媒體關注它之前，是不為外人所知的。那在媒體沒有傳播它之前，畫家們是怎樣知道大芬村的呢？

于長江：這就是傳播學的一個問題，社會學中也研究傳播學。研究發(fā)現，不論在過去還是現在的網絡信息時代，真正具有爆炸性的傳播還是口頭傳播。最流行的例子就是《哈利·波特》的傳播。這本書最初是在歐美的小學生中傳播開的。說到大芬村，全國的畫家是怎么知道這兒賺錢的呢？大芬村的油畫又是怎樣向商界傳播的呢？是由信息傳遞的社會網絡。一條信息能夠被人“奔走相告”，是因為人們有被這條信息刺激起來的傳播沖動。畫家們傳播大芬村的沖動在于：傳播信息喚起他對未來的信心，傳播它有認同感、有共同的場域。無數志同道合的人因為它而心中有個圣地。不斷地談論它，是在進行自我肯定，自己存在的意義就找到了。傳播它，就是自命為那個共同體的一員，屬于那個場域，即使自己身在天涯海角。


來源：深圳商報